日前，中国经济“三季报”亮相，不少指标引发海内外热议。如何看待6%的经济增速？应对猪肉价格快速上涨，还有哪些实招？中国真的出现了企业外迁潮吗？10月21日，国家发改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一一回应社会关切。
6%的经济增速怎么看？
今年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让不少人产生了速度焦虑。
“个别外媒质疑我国经济数据，认为我国经济是‘严重放缓’，这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站不住脚的。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2%，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最快的。”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袁达说。
以实物量指标为例，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超5亿人次，收费公路交通流量达到3.7亿辆；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4.4%，其中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8.7%和6.3%，货运量同比增长5.9%。
“这些实物量指标是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反映，完全能够支撑我国经济总体平稳的判断。”袁达表示，今年以来，在国内外困难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民生福祉不断改善，既实现了“稳”，又取得了“进”，非常不容易。
经济增速虽略有放缓，但发展质量仍在持续提升。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9.7%，9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2%的低位；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4%、8.7%，明显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7%，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只要就业扩大、居民收入增加、生态环境改善、发展质量效益逐步提高，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袁达说，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依然复杂严峻，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经济运行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应对肉类价格快速上涨有何实招？
保持物价特别是猪肉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基本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9月CPI同比上涨3%，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是在非洲猪瘟疫情等影响下，猪肉供应偏紧，猪肉及其替代相关品价格明显上涨。
9月猪肉价格同比上涨69.3%，牛肉、羊肉、鸡肉、鸭肉、鸡蛋价格同比上涨9.4%—18.8%，合计对CPI涨幅的贡献近70%。猪肉价格还会继续快速上涨吗？国家将出台哪些政策平抑价格？
袁达介绍，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在增强供应能力、开展储备调节、保障基本民生等三个方面下功夫。
增强供应能力。重点是支持生猪养殖能力建设，针对制约生猪生产的粪污处理、规模化养殖等问题，上半年，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7亿元，支持畜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建设；9月份，会同有关部门印发通知，2020年拟先行选择100个生猪存栏量10万头以上的非畜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同时对2020年底前新建、改扩建种猪场、规模猪场（户）和禁养区内规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等给予适当补助；近期，拟先行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3亿元，对符合条件的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和种猪场给予补助。
开展储备调节。9月中下旬组织实施了三次共计3万吨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一些地方也陆续投放地方储备冻猪肉，有效稳定了市场情绪，促进了猪肉供应的基本稳定。
保障基本民生。年初至今，各地已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约55亿元，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食品价格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袁达表示，针对猪肉价格明显上涨和物价运行的新形势新变化，将进一步加强价格监测预测预警，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品种，特别是猪肉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变化的监测预警频次。
如何看待企业产能向外转移？
今年以来，由于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加，一些国内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规避风险，将产能向东南亚转移。中国真的出现了一些媒体声称的“企业外迁潮”吗？
袁达表示，近年来，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布局的深度调整，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到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设厂经营以及开展投资合作，是正常的市场现象。
一些企业“走出去”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丧失了引资优势。
一方面，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向好。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人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发展完善，产业链配套齐备完整，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不断迸发，经济发展向好、产业持续升级的趋势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中国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外资准入，大力推动减税降费，为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优化、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新登记注册企业数量大量增加，日均新登记企业1.9万户；前9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万多家，实际使用外资68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5%。
“我们也做了一些调研，调研中不少企业反映，在进行境外投资和‘走出去’时，面临投资所在国用地、用工、政策不稳定和文化、法律差异等困难风险。”袁达说，“我们相信，会有更多企业在综合权衡各方面条件后，继续到中国投资兴业，在中国扎根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