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刊文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这些现象表明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更可怕的呢？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感。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认为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也有很多人同情杨佳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权力和金钱结合，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在这样的情况，底层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而且，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现在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要化解冲突，必须强调法制和法治，但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所以，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信息来源：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