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

 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端在自己手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韩 俊　　　　

　　一个国家惟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才能保障国运民生。

　　首先，这是由粮食的极端重要性决定的。粮食是一种特殊的产品，不仅具有食物属性，还同时具有政治、经济、能源、人权等多重属性。只有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才能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其次，这是由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消费国，每年消费量要占到世界粮食消费总量的1/5，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两倍多。如果我国出现较大的粮食供求缺口，不仅国际市场难以承受，也会给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不利影响。再次，这是由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决定的。目前我国小麦和水稻单产水平与世界前10位国家相比，仅为它们平均水平的60%左右。从国内看，全国270个早稻万亩示范片和950个小麦万亩示范片亩产都要比所在县平均水平高出120公斤以上，粮食增产潜力巨大，如果过度进口粮食，必然会冲击国内粮食生产，不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最后，这是由国际粮食市场的不确定性决定的。当前，除了受一般供求规律的左右，其他各种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包括美元贬值、气候因素以及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供给不足，生物燃料和消费结构变化导致的粮食需求旺盛，以及部分国家出口禁令、国际投机资本在期货市场上的炒作等。据测算，近10年来全球谷物消费需求年均增长1.1%，而产量年均仅增长0.5%，难以满足消费需求的持续增加。

　　2012年我国实现了粮食连续9年增产，总产量达到5.9亿吨左右，粮食供求总体基本平衡，但这是一种很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平衡，是指粮食总供给保障所有人口粮食安全的能力不宽裕，而且结构性紧缺的矛盾突出。具体来看，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稻谷则长期偏紧；玉米由于饲料与工业加工需求逐年增加，供需日趋紧张；大豆已严重依赖国际市场。2012年小麦、玉米和水稻三大谷物进口量为1398万吨，大豆净进口量则达到了5800多万吨的最高纪录，粮食年度自给率降至88.4%，其中大豆自给率不到20%。

　　因此，必须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改善粮食基本生产条件。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是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路径。第一，要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加大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第二，我国水资源紧缺，而且水资源与耕地资源和气候资源的匹配不理想，因此要大力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健全防洪抗旱减灾防灾体系，提高粮食生产用水保障能力。第三，发挥好科技对粮食增产的支撑作用，重视种业在保证粮食产业安全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每一次粮食种子革命，都会带来产量的一次飞跃。要大力增加对种子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探索现代种业发展新机制。

　　完善粮食市场定价机制。粮食生产高度依赖水土等自然资源，在人多地少的我国，大幅度提高粮食劳动生产率难度大，从事小规模经营的农民消化生产成本上涨的能力弱。在这种情况下，粮食价格提高就成为保障供给、平衡工农业利益的重要手段，这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方式。从保障市场供应、促进农民增收、平衡城乡关系的角度看，在全社会物价总水平提高的同时，应当保持粮食价格水平的稳步提高。要坚持主要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粮食价格，同时提高政府价格干预政策的前瞻性和稳定性，使粮食最低收购价与相关农资价格保持同步，真正成为粮食最低支撑价，确保农民种粮收益稳步提升。

　　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一是继续增加对农民种粮的补贴规模，提高补贴效果。我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种粮补贴，补贴规模从14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28亿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农民因生产成本上升带来的损失。但粮食补贴方式还存在不合理之处。目前各地一般是将补贴发放给原土地承包户，而租种承包地的农户难以享受政策优惠，补贴资金的效果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二是健全对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保障粮食主产县人均财力达到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调动粮食主产区抓粮的积极性。三是努力完善粮食宏观调控机制，加强对粮食生产、消费、进出口、市场、库存、质量等监测，加强监管，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的粮食安全

　　■中粮集团董事长 宁高宁　　　　　　

　　如果把粮食仅仅定义为稻谷、小麦、玉米，我国的粮食供求基本是平衡的。但如果把范围扩至大麦、大豆，乃至油菜籽、食糖以及畜禽产品等，可以说，我们还未完全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

　　为什么粮食“九连增”，仍不能满足需求呢？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率提高和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虽然大米、面粉等主食消费在城市与农村都呈下降趋势，但肉蛋奶、植物油、糖的消费却持续攀升。过去10年，我国肉类消费增长了1/4，饲料占粮食总消费量的比例达到40%以上，植物油消费翻了一番，糖消费增长了125%。特别是我国消费结构的转变升级还在不断加快，根据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当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达到2万美元时，消费结构才能趋稳。由此看来，我国粮食消费增长的趋势大致要持续到2025年。

　　过去我们常以不足9%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20%左右的人口引以为豪，但那是一种相对低水平的自给自足，当中国人要像发达国家居民一样既要吃饱还要吃好的时候，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以全球视野来审视粮食安全问题，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在动态中实现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

　　那么，我们利用国际市场调节粮食余缺，世界市场有供给能力吗？答案是肯定的。

　　2006年以来全球粮价上涨，个别国家确实出现过“粮食危机”，但这些国家大多是低收入缺粮国，粮食问题更多体现的是贫困问题。尽管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危机”问题不断引人担忧，特别是世界粮食的库存使用比例也曾接近甚或阶段性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设定的17%—18%的警戒线，但真正因短缺而导致的实质性粮食危机还未发生过。过去10年间，稻谷年产量增加了17%，小麦增加了19%，玉米增加了47%，大豆增加了30%，有效应对了需求增长。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刺激了供给，播种面积的增加使巴西、阿根廷成为重要粮食出口国，科技进步提升了粮食单产，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农业增产潜力巨大。

　　当然，美国对玉米燃料乙醇的广泛使用是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目前看来，以玉米燃料乙醇、甘蔗燃料乙醇为代表的能源和粮食互动关系已基本稳定。美国玉米增产满足了燃料乙醇发展的需要，出口未受太大影响，巴西在甘蔗燃料乙醇快速发展的同时，食糖出口增长也很快，占全球食糖出口超过40%。同时，页岩气等新能源的发展正带来更多的能源选择，可能将减少对玉米燃料乙醇的使用，带来更充分的粮食供应。

　　因此，以全球的眼光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应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我国应从全球角度来考虑粮食安全。特别是在农业增长速度跟不上需求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就更要利用全球粮食市场调剂余缺。因为，当粮食供应偏紧时，最见效的办法就是限制需求。但实际上，粮食品种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替代关系，“堵”是堵不住的，缺口会在不同品种上表现出来。如小麦价格比玉米价格有优势，则小麦就会替代玉米进入饲料，再如玉米价格比糖料价格有优势，玉米就会转变成淀粉糖替代食糖进入食品饮料行业。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要在坚持粮食基本自给的前提下，充分运用世界粮食市场和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我国应有站在全球角度的长期战略规划。我们在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的过程中，一定要汲取大豆的教训，制定长期的、基于全球市场供求的、全球布局的战略规划，明确哪些品种需要依靠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缺口有多大，从哪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做到主动把握进口，科学规划进口，让国际资源为我所用。

　　第三，培育我国自己的、全球布局的、全产业链的国际粮商。粮食经营的主体是企业，国际粮商通过在全球布局的粮食加工、仓储物流设施以及全球化的贸易网络，在全球粮食流通和加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粮商大多已进入我国，呈现国际竞争国内化格局。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培育我们自己的国际粮商，在国内市场做大做强，加快“走出去”步伐，在国外建立稳定的采购渠道和网络。

　粮食增产要紧扣实际

　　■安徽省副省长 梁卫国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国家粮食目标的根本在于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常年调出粮食150亿斤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些年来看，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是要紧扣实际，找准并有效破解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

　　安徽要在粮食连年丰收的高基数上，继续保持快速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是“靠天收”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安徽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旱涝灾害频繁，加之近年来气候变化异常，自然风险的不确定性加剧。同时，全省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55%左右，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多，防灾抗灾能力薄弱，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直接影响大。二是面临的市场风险不可低估。一方面，随着农业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国内外市场价格波动的传导效应放大，粮食生产面临的市场风险增大。另一方面，全省粮食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依然偏低，目前流转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20.5%，小规模生产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三是科技保障水平依然较低。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虽已达55.5%，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四成左右。依靠科技挖掘增产潜力还有很大空间，2012年，安徽省粮食单产331.1公斤，比全国低22公斤，居全国第21位。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薄弱，全省60%以上的乡镇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缺乏有效服务手段，特别是生物灾害防控能力还有待提高。四是农民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种子、化肥等农资和劳动力价格持续攀升，而种粮补贴总体水平较低，农民种粮比较效益下降，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难度增加。与此同时，农民收入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粮食生产收益占比降低，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发挥。

　　责任源于认识的清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加大投入，综合施策，稳步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

　　一是着力构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推进机制。省委、省政府坚持把发展粮食生产作为重点工作，持续推进小麦高产攻关、玉米振兴、水稻提升粮食生产三大行动，各地均成立了以党委、政府负责同志为组长的粮食生产领导机构，各级农业、水利、财政等涉农部门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通力协作。“四补贴”资金也由2003年的6.35亿元提高到2012年的94.44亿元。通过行政推动和政策激励，有效调动了各级政府重农抓粮、农民务农种粮和农技人员科技兴粮的积极性。二是持续强化粮食生产基础保障能力。积极推进全省主体功能区划分，加快实施新增粮食生产能力规划，以42个产粮大县为重点，依托粮食生产优势产业带，建立了首批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26个现代农业示范区。大规模开展农田整治，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全年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600万亩以上。提升农机装备水平，2012年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4.6%。三是注重发挥科技增产增效作用。大力推进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和节本增效同步，努力探索规范、成熟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7.2%。加强高产示范创建，重点推进4100万亩核心示范区和620个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建设，亳州市及所属县区小麦生产实现了平均单产达到502.1公斤的历史性突破。四是不断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组织化水平。积极稳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全省土地流转面积2052万亩，其中耕地流转面积1275.6万亩。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省注册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近3万家，其中粮食专业合作社6100家，百亩以上种粮大户1.2万户、经营耕地464万亩。

　我国粮食增产如何从潜力变为现实

　　■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李家洋　　　　

　　我想谈三个问题：

　　一、粮食总产由1.13亿吨到5.89亿吨的历史性跨越缘何实现？至今，我国粮食总产从1949年的1.13亿吨增加到2012年的5.89亿吨，这既得益于国家实施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投入与市场激励措施，更与农业科技创新须臾不可分割。

　　第一，科技对粮食生产的保障能力愈来愈大。单位面积粮食产出率的提升是科技创新成果的最终体现。在1949—1978年、1979—2012年两个时期，我国粮食单产增长对总产贡献作用分别为86.0%、116.5%，面积作用分别为14.0%、-16.5%，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粮食总产增长主要依靠单产的提高，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则是在粮食播面缩减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单产的提升而取得的。第二，科技对粮食增效及农民增收的支撑能力愈来愈强。目前立体农业技术模式正呈加速发展态势，比如在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推广的稻田养鸭、鸡、鱼、虾、蟹等模式，不仅能保证粮食生产，还能实现农业资源循环利用，为市场提供多种多样的优质产品，每亩总收益一般能达到普通稻田的5倍以上。第三，科技对生产方式转变的引领能力愈来愈显著。近年来，各种节本增效技术的大面积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如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的应用，可节省用药成本25元/亩，节约用工成本10元/亩，还可减轻环境污染。2010年全国水稻、小麦等粮食主产区累计完成统防统治面积5.1亿亩次，多挽回粮食损失30亿斤以上。

　　二、到2030年粮食需求增长到6.45亿吨的艰巨目标能否完成？ 据测算，随着人口总数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居民食物消费水平提高和农产品工业用途的拓展，以及每年净入境旅游超过5000多万人次的食物消费，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将从目前的395公斤增加到2030年的430公斤，届时按15亿人口估算，粮食总需求将达到6.45亿吨，要满足这一需求需要在现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再增加1亿吨产量。

　　从现有粮食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支撑力综合判断，这一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因为，目前我国水稻、小麦、玉米平均单产水平，分别是单产排在前10位国家平均水平的71%、60%、67%，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而且国内同一种植区内的同一作物，省际间的单产差距也较大。2011年，广东稻谷、陕西小麦、云南玉米单产，与同类型主产区的湖南稻谷、河南小麦、四川玉米相比，分别低了46公斤/亩、150公斤/亩、60公斤/亩；如果将三省作物单产提高至相邻主产区的水平，其粮食总产可净增515万吨。如果我国非主产区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20年其净增加的粮食产量累计可达2149万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依靠耕地扩展增加粮食产量已无可能，必须通过技术措施改造才能实现粮食生产的内涵式增长。如果我国8.75亿亩易改造的中低产田全部得到改造，可新增产能1400亿斤，若现有高产田通过设施更新完善，也有亩产增幅5%的潜力。我国还有2亿多亩耕地用于蔬菜生产，若采用高新技术装备并推行集约化设施栽培，其生产能力将提高5倍以上，还可调剂出部分优质耕地用于粮经作物生产。此外，科技创新还能起到显著提高水肥利用率、有效控制病虫危害、降低灾害损失等减耗增产作用。

　　三、增长潜力如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把粮食的增产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需要实现四个突破。一是重大科技成果突破。在5亿多吨存量基础上再稳定实现1亿吨的粮食增量，需要有类似于杂交水稻、黄淮海综合开发等突破性成果的支撑，为此必须要培育一大批适应机械化作业、设施化栽培、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突破应对生物灾害和自然灾害重大关键技术，为粮食稳定增长提供动力源泉。二是重大技术集成突破。我国粮食单产区域差异大，集中连片的高产点太少。2012年全国建设的高产创建示范片，粮食亩产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7公斤，但高产创建面积不足全国粮食总播面的8%。为此，要围绕不同作物的区域目标产量要求，开展高产技术模式攻关，加快新品种示范和农艺、农机、信息等技术的集成组装，形成和推广一批区域化、标准化的增产模式。三是重大工程科技突破。我国有近10亿亩“望天收”的旱作农田，有水就有粮。从甘肃旱作节水技术应用效果看，短期内粮食亩产能增加100公斤以上。若借鉴以色列管网化滴灌工程做法并推进该类技术体系建设，将使我国旱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加速提升。四是重大项目投资突破。中低产田改造、高新技术装备设施农业等，都是面广量多投资大的项目建设。要形成1项国家科技一等奖的农业成果，其项目平均投资在10亿元以上且需8年左右的研发时间。河南省2011年改造中低产田100万亩，粮食每亩平均提高100—150公斤，亩投资标准910元，总投资规模就达到了90多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