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对话促进世界和平

 ●当前的世弊、时弊和中国的责任

　　当前时代的弊病，是世界性的弊病。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杀人手段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可怕。美俄两国拥有的核弹，可以把地球毁灭几次。在这样的时刻，的确需要人们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尊重和平。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就应该思考中华民族能够为世界和平做什么贡献。

　　作为中国人，回顾自己的历史，也不乏打打杀杀。但是中国有着五千年的“超稳定”（汤因比语）。中华大地的分而合、合而分，攻城略地，抵御外侮，放在历史长河中看，是短暂的；更多的时间是和谐、稳定、一统。这样的判断是怎样得出的？是和“世界中心”欧洲的历史对比出来的。欧洲从古代经中世纪到现在，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战争。只不过冷战之后有些战争不发生在欧洲土地上而已。就在我们今天进行对话的时候，不知道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其交界处又有多少平民牺牲在炸弹和枪口下。中国的超稳定是它的文化、宗教和信仰，以及对“德”的追求、社会制度的顶层设计决定了的。例如科举，就是稳定的支柱之一。英国曾经是“世界中心”，却直到18世纪才结束了贵族世袭掌权的历史，实行文官制。而它的文官制度是从荷兰人那学过去的，荷兰人的文官制度又是从中国贩卖过去的。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就起用平民执政，实行郡县制。刘邦在解决了汉楚之争之后，曾经大封诸侯，做出王侯世袭的样子，但局势一稳就开始收回诸王的权力，削藩不成便以平叛的方式一一收缴，然后举贤良方正，也就是非考试式的科举。到了隋代已经基本把后来唐宋元明实行的科举制度系统化、细密化了，但是享祚太短，人们没太注意。唐立国以后延续隋制并且更加精致化，此后沿用了1000多年。这一制度符合中国人认同的“天命靡常”、尊贤重德的道理。作为中国人，有时候认为科举是历史的累赘，但是在欧洲人眼里却是中国人独到的智慧。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因素构成了我们五千年稳定、一统、从未中断的文明。

　　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以为自己所能到达的范围就是整个“天下”，到近代才知道天外有天（这和欧洲对世界的认识几乎同时）。这以后，蒙受了百年国耻。在中国国门被打开之前，外界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不了解中国文化，只知道中国的瓷器、丝绸，所以称我们为CHINA。现在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理应清理自己的东西，把我们自认为是精华的东西奉献出去，对我们自认为是糟粕的东西不要隐藏，我想这是21世纪中国的责任。

　　●文化对话是两岸交流最重要的纽带

　　抛开两岸继续促进和谐与和平、造福两岸人民福祉问题不说，中华民族应该共同面对世界，为此两岸也必须加强对话。一、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根底；二、有100多年来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共同的命运。为这两点，我们就应该进行对话，一起讨论如何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当然，大陆和台湾之间现实文化状况是有差异的，但我不把这个问题看得多么严重。这是正常的好现象，因为如果大家永远都是一个样子，一个调子，一个看法，世界就由一个人构成算了。只有不同意见的切磋才有火花，才有灵感，有刺激有反刺激才能进步。两岸无论是在学理上的差异，还是社会生活上的差异，不过是百年来西方文化冲击下所产生的变化。隔绝、各自僵化，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对话的障碍。

　　谈到我们内部，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是两岸关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牢固的。两岸间的关系不外乎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经济关系很重要，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谁都不能独善其身。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大陆和台湾经济下滑，台商自然收益要小。谁知道2013年、2014年美国会不会再发动一次金融危机呢？近期美联储公布开始又一次量化宽松，什么量化宽松？就是限量印钞票去套全世界的财富。就一次而言是量化，就长远说则是无限量。自实行量化宽松以来已经有十几万亿美元流向全世界了，大量热钱流入新兴国家，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动荡埋下伏笔。在这种情况下，两岸的经济的纽带也会颤颤巍巍。

　　政治忽而此忽而彼。想想50多年前的情景吧，那时谁也想不到台北和北京之间3个小时就到了。50年，在历史中只是一瞬。这一变化是世界形势和自身形势演变的结果。

　　搞军事是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但是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至今两岸还没建立起互信机制，即使建立了，恐怕也不是连接得最紧密的。

　　各种关系中只有文化是金刚不坏的纽带！

　　“对话”这个词今天用得比较多了，很好。在人与人、国与国、族群与族群间，不外乎三种关系。第一是隔绝，第二是对抗，这两种都是不可取的。第三是对话，放到政治层面就是钱复先生所说的外交。所以说“关系”应该并只能三选一，在隔绝、对抗和对话中选择对话！而对话，就意味着承认对方、尊重对方、包容对方，时间长了就会欣赏对方，学习对方，于是双方就可以携手共进。

　　未来对话应该是三重的：政府间的、民众间的和知识精英间的。政府间的对话，包括军队间的对话，比较注意眼前一段时间的事情；民众对话包括商贸、旅游、互访，用大陆的俗话说是“雨过地皮湿”；只有学者、知识精英的对话可以直切主题，深入底层，进入心灵，同时对话的收获可以上达政府，下及百姓。孔子说“下学而上达”，我说“下散而上扬”，其影响是持续的，久远的。

　　文化还有个“三合一”。体现一个地区、国家、民族和个人文化水准的大略有3个方面：一、祖宗留下的东西（包括地上的和地下的）以及对这些遗产的态度。二、对自己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水平。三、民族精神和传统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如果一种文化只停留在博物馆和书斋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化已经死亡了。只有在人民生活中，在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父子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乃至不相识者间的关系中，处处体现出来才是活生生的文化，也才是人民所最需要的文化生活。

　　在社会生活方面，大陆由于种种原因还有所欠缺，这也是大陆正在努力改进的地方。最近有人提出对大陆的文化建设台湾也应该有所担当，这是很好的主意；反过来，台湾的文化建设大陆也应该有所担当。双方各有优长，正好互补。为了中华文化走出去，为了向世界推介中国，海峡两岸间应该多多对话。台湾《旺报》举办征文编印一本书，书名是《台湾人看大陆，大陆人看台湾》，我为这本书写了篇序。序中引用了台湾一位年轻作者的话，任何一个社会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够的一面，大陆跟台湾一样，有很多好的东西，也有让人不愉快甚至痛心的东西。作为智者，作为媒体，应该包容、理解并设身处地地看待对方，把自己的优点介绍给对方，把自己的缺点努力克服掉。

　　●中外对话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困难

　　必要性无需再多说。从必要走向必然，就是可能性的集中体现。现在世界不同文明对话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包括奥巴马总统也在中国提出开展“公共外交”，在他访华那一年的8月，在华盛顿举办了全球公共外交论坛，来自几十个国家的800多人参加。奥巴马致开幕词，希拉里致闭幕词。奥巴马计划派10万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分5年完成。双方对话时既要寻找彼此的同，也要寻找彼此的异。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做到和而不同者惟有君子，君子不是只找同，你好我也好，那是乡愿；要存异，就要知道存的是什么。例如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新教以及天主教，差异在什么地方？19世纪西方一些著名神学家明确提出神不一定是有人格的，耶稣、安拉、释迦牟尼，其实都是神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显现，因此提出人类有一个公共的神。当然这是乌托邦思想，现在过去了100年，事实上彼此间的斗争更厉害了。但是如果这些神学家活到现在，会观察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和婆罗门教已经不是那时的样子，都在变，都在朝着不同文明信仰的对方变化。

　　因此，现在探讨公共信仰可能为时尚早，但是讨论人类伦理，寻找其共点，还是可以做的。一旦世界伦理建立起来了，对战争、争吵和诋毁也是一种削减。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西方大多数政治家至今还没有找到和中国打交道最合适的方式和方法；中国在如何诉说自己的故事方面也有很大不足。在这个时候，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华文媒体承担着重大的责任。莫言先生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就非常好地讲述了自己、他的家乡以及整个中国的故事。我想任何国别的绅士和女士听了他的讲话都会给他热烈的掌声。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尤其是大陆媒体更需要学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好的一面，西方相当多的智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找到了和东方打交道的方式方法，这就是善意接触，真诚对话，抱着为了世界的宗旨深入地理解对方。所谓深入，就是切入对方的伦理、信仰和宗教，因为政治、外交也离不开大文化，当下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世界经济学的达人，我曾经跟他们中的几位说，你们的学说都解释不了中国经济30年来奇迹般发展的原因和规律，如果你们的学生谁能写出一部著作揭开这个谜，一定是某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种种模型，但是不懂中国文化，忽略了文化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民族的伦理、信仰、宗教已经变成一种基因沉淀在人民的血液里和细胞中，体现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所以，切入伦理、信仰、宗教是世界对话的必经之路，而且是促进世界和平这一长途旅行中极其重要的一站。

　　因此对话是困难的。例如西方媒体经常谈论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有些学者也爱这样说。我们当然应该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今天民族已经是一个文明实体的概念，而不是种族的概念。同时民族主义这个词是17世纪欧洲开始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后出现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英文是一个词。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同体，现在是56个民族，如果把高山族等再细分就会更多了。我们中国是一个超民族的国家，这跟外国人怎么讲也讲不明白。

　　另外，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个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野蛮的人、可怕的人；一个民族没有信仰就是野蛮的民族、可怕的民族。我们和外国人讨论中国人有没有信仰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想解开这把锁，可是很难。

　　我们要提高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有必要，有可能，也有困难。我建议海峡两岸的智者、公共知识分子联手、整合，把高校和研究所、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不断地稳定地开展人文对话。我希望出现两岸对话的著名品牌，最终成为亚洲的、世界的“名牌”。因为只有形成著名平台才更能吸引眼球、吸引耳朵、吸引心灵，打造出一个为世界做奉献的中华文化论坛。

　　（作者：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