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梳理我们文明的根基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绩，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走在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上。如何看待中国的成功，寻找其背后的原因，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进行研究和探讨，于是就有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之类的说法，有了各种各样基于不同理论谱系的解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最近出版的孙皓晖先生《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一书，对汉代之前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作了文明史方面的系统梳理，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文明根基，也为我们从文明理念上看待中国当代的发展和转折打开了一扇窗户。

孙皓晖先生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前三千年，是我们的原生文明时期，即中国文明生长、成熟、升华、沉淀，以至定型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后二千年，这一时期虽也有过局部的文明突破与科学技术的重大进展，但就政治文明来看，整个社会一直处于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用三大卷的篇幅详尽地描述了前三千年中，中国原生文明经历了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七大时代，每个时代在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上都有创新，并出现过两次大的文明跨越。第一次文明跨越发生在大禹治水的洪水时代，从那时起，我们从族群的原始部落联盟状态跨越到国家文明阶段；第二次文明跨越完成于秦帝国，形成了中国的统一文明，包括民族统一，文字统一，疆域统一，国家统一，建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达到了原生文明的最高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该书高屋建瓴，笔意纵横奔放，对大一统的价值诉求、家国共同体的传统、强势生存的精神等中国文明根基有着独到新颖的解说，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思想大爆炸的现象作了全面的描述，对政治文明的演化以及文字、音律、历法、度量衡、礼制、法律等作了深刻的分析。也许，从传统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孙皓晖先生对史前历史的研究由于没有考古材料的足够支持，也少有对历史细节的详尽考证和对古文献的细致整理，更多的是对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的重新解读和诠释，因而在学术价值上似乎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文明史的研究来看，只要存在基本的事实，上述的缺陷似乎并不足以影响孙皓晖先生对中国原生文明作出符合历史逻辑的合理评判。作为一家之说，其有存在的理由。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们一直有修史研史的传统，形成了庞大的史书体系，现代以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例，曾经出版了郭沫若、周谷城、向达、白寿彝等著名历史学家的76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2卷22册《中国通史》，12卷本《中国断代史》，50卷本《中国专题史》，6卷本《中国史学史》和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等高水平的中国史学专著，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在文明史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一直没有出现过类似汤因比《历史研究》这样的文明史研究巨著。《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出版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初步努力。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在理论和学术上的价值有待于学界作出评判，我看重的是它有助于我们站在文明史高度来理解中国今天的发展和道路。我们都说，从人类的历史长河看，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历经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是最具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其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国家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并实现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变。那么，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文明根基，我们应该继承什么样的文明根基？在很多人看来，我们的文明根基似乎都存在于儒家思想体系之中。儒家学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确实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自从西汉起，儒家学说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后，两千年来其影响渗入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毛孔，融化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于是，近代以来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图存求变的过程中都绕不开儒家学说，都有一个如何看待、对待儒家学说的选择问题。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历史，于是才有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不懈奋斗、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戊戌变法也好，辛亥革命也好，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好，对儒家思想体系于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和破坏都有着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认识，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也产生了“打倒孔家店”、“中国文化酱缸论”、“全盘西化”这样极端的口号。不管怎样，在我们国家落后时，人们对儒家学说的负面作用看得似乎比较清楚。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是一部解放思想、勇于改革的历史，30多年的伟大成就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其背后的文化和文明因素。但是这种努力，在不少人那里，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这些年“儒家社会主义”的思潮影响颇大，便是明证，前不久的国学热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儒学热。于是乎，我们陷入一种矛盾的状态，看近代史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否定儒家思想体系，看最近30多年，要从文化中寻找原因时，似乎又热衷于儒家学说。我并不主张轻易地否定儒家学说，因为儒家思想健康的一面曾对我们几千年的发展和稳定起到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走出了上述矛盾的状态，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极为丰富，并不仅仅只有儒家学说，它存在着强大的力量和根基，足以支撑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从历经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七大时代所形成的原生文明中去寻找今天中国重新崛起的因素，并在实践中逐步塑造下一代的新文明，恐怕是一条值得讨论的新路。

站在文明史的高度来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真正又一次崛起了，这一点似乎没有太大的疑问，连不抱偏见的外国人都承认。但是，相当多的人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基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不同于西方而且试图超越西方的道路，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学习和模仿西方模式的结果，依据在于我们引进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和做法；至于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那些从中国实际出发所做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探索和实践，在他们看来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迟早也要过渡到西方模式中去，他们眼中的改革彼岸就是西方世界。于是，就有了转型国家之说。在孙皓晖先生的著作里，我看到了中国两次文明跨越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逐步演化的历史进程。比如，在近古近百年的治水过程中，大禹对大陆的区域划分有了初步的认定，所谓“禹开九州”，出现了最初的贡赋制度和平均分配土地的井田制，社会组织形式逐步创新，产生了国家的雏型，有了稳定的“师兵”这样的准常备军，建立了初步的法律和原始的牢狱，进而实现了第一次文明跨越，从夏朝开始进入到国家文明阶段。这给我的联想是，从社会制度层面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实质不能理解为“转型”问题，它是“演化”问题，它是在亿万人民群众伟大的改革实践中通过不断创新逐步形成的。我们当然需要也应该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好的东西和经验，但不可能照走西方的道路，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模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明基因和根基不同于西方，它早在前三千年就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地完善发展至今，成为我们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影响和规定着我们所走的道路。说到“演化”，我还不禁想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多么地富有远见和智慧，有着多么深刻的哲学意境。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创新和演化中走到自己的彼岸。当然，在改革的深化阶段，尤其是在改革的转折关头，随着我们对改革的目标的认识逐步清晰，为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综合性的体制障碍，需要有相对完整的改革方案，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防止改革陷入“碎片化”，但是我们应该清楚：所有的改革设计都必须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改革实践上，所以，从总体来说，中国的改革应该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当然这是一个建构性的演化过程。

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和新文明的过程中，究竟可以从中国原生文明中汲取些什么有益的营养，继承哪些优秀的基因呢？《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向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事例和匠心独具的见解。比如，孙皓晖先生指出，五帝时代创造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禅让制，尧舜禹的禅让实践非常典型，它的根本是在对社会民意的酝酿、生发、共同认可基础上选贤。这显然是一种古老的民主政治雏形，早期的“公天下”意识，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吗？又如，该书告诉我们中国早期国家产生和演化的进程是，部落大联盟时代（五帝）、早期邦联国家（夏）、成熟邦联国家（商）、联邦制国家（周）、文明涌动时代（春秋）、文明大裂变时代（战国），最终，重新凝聚，一举跨越到了新的统一文明国家形态（秦帝国）。对中国历史上早期国家形态做现在这种邦联制、联邦制的划分和规定是否准确和科学有待探讨，但它告诉我们，不要简单地认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在国家形态上就一定比联邦制国家和邦联制国家落后，采取何种国家形态归根到底是由不同时期的国情决定的。晚清以降，不少仁人志士有感于落后挨打，出于救亡图存，提出了学习西方社会建立联邦制国家的设想，民国早期甚至有过短暂的“联省自治”的实践，但在现实面前又不得不回到大一统单一制国家的轨道上来。再如，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孙皓晖先生对这个时代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以法家、兵家、墨家为轴心的创造型思想体系，这是中华民族“求变图存”的基础；以儒家、道家为轴心的保守型价值体系，这是社会前进的制动器，避免社会因过激冒进而毁灭；以道家、荀子、名家为轴心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是我们文明体系中的哲学阵地；以农家、商家、计然家、医家、水家、工家等为轴心的实业思想体系，这是中国社会的生存价值体系。正是这些不同思想体系的共存和作用，使得当时中国出现了“原典思想大爆炸”。允许多元文化的共存当然也是我们今天值得注意解决的一个问题。

认真地梳理我们的文明根基，从中国的原生文明中汲取营养，并不是不要学习西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理论、经验和做法。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国家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国家发展强大的重要路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就是我们不断学习外部世界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问题在于，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丧失自我，尤其是在今天西方话语权在全球占主导地位且不允许其他不同声音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要避免“言必称希腊”的情况，要形成不同于西方的、有利于我们自己发展和生存的话语权，而中国原生文明正是我们形成自己话语权的重要土壤和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