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总理讲话看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和人民情结

3月14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正如温总理在开场白中说，这是他在两会之后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了。无论是中外记者还是守候在电视前面的干部群众，都非常关注这次答记者问。一是大家都了解，在以往历次相同的场合，温总理作为一个对大政方针和难点、热点问题都了然于胸的国家领导人，无论多么尖锐、敏感的问题，都能直言以对，很少使用外交辞令，更不会“王顾左右而言他”。人们希望通过这种近距离交流，从温总理语言鲜活的即席答问中，更真切地了解中国政府对很多复杂问题的态度，也想听听这位只剩一年任期的领导者个人的心声。

作为信息发达的“地球村”的成员，人们已见惯了一些处于同样处境的发达国家领导人，因为能做的事已非常有限，被媒体称为“跛脚总理”或“跛脚总统”，有的甚至已摆出“看守政府”架势，不向前只善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把一些烫手的难题推给后一任了。而温总理没有回避行将卸任的事实，他回顾说：“我担任总理已经9年了，这些年过得不易，也不平凡。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有不少遗憾。”“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并明确宣布“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定并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正保障农民承包地的财产权。第三件事情，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第四件事情，按照新的标准全面推进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第五件事情，我们已经将教育经费占GDP的4%列入预算，我们一定要通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并使经费合理使用。”

总理这番话，生动而具体地阐释他“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宣言，使众多的听者不由动容。一个领导者，只有怀着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才会始终觉得自己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才会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这四件事，都是关系改善民生、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大事；也是关系社会公正，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大事；还是触及方方面面利益的大事。征地补偿的规范化，最直接瞄准的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与农民争利、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更从根本上触及了一些既有很强话语权、也控制很多公权力的既得利益群体。温总理再次谈到他以往曾引用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说明他对这些改革的困难和阻力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有排除这些阻力，进一步推动社会公正的信心。这种共产党人的责任感，这种心系人民的情结，是温总理答记者问给我们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

温总理答记者问论及内政外交、民主法治，内容很丰富，我想主要就自己体会最深之处谈几点体会。

第一，领导者首先要做到言行一致、“大节不亏”，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

温总理答记者问有两句话给大家的印象普遍很深。一句是“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虽然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 一件事情上的失误，但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对于我在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我都负有责任。为此，我感到歉疚。”另一句是在为国家服务的整整45年期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作为一个主要领导者，对于自己领导的部门和地区的工作失误承担领导责任，多数人都做的到。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是因为自己“不负责任”造成的。而在人们的众目睽睽和悠悠之口下，也不是每个领导者都有底气说，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没有利用权力谋取过私利。这是最重要的政治大节。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力和认识问题造成的失误，群众能够理解，也能够谅解。因为谁都不是神仙，谁都需要在犯错误的过程中学习。但这不包括说一套、做一套；要求别人一套、自己奉行一套的错误。

如果我们的每个领导干部，都能够理直气壮地像温总理那样讲出这两句话，并且不怕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检查，那我们党和政府就会受到人民群众更加真诚的拥护，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也会进展的更加顺利。
 
第二，要强化公仆意识，不怕群众“拍砖”。

温总理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这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各级党和政府的要求。我们作为执政党，群众对我们不满意，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以及那是很正常的，由于每个人观察思考问题的地位、角度和方法不同，意见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都可以使执政者从中体察到民情，从中获得启示，而不能一概斥之为“杂音”。只有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从中汲取合理的成分，才能成为群众满意政府。这方面既有现实教训，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后，东欧党的一些领导人后来反思剧变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如果当时各国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能够少一些官僚主义，经常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发现问题并及时加以疏导，以上这些矛盾本来是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1970年波兰12月工潮就是如此。波兰工人反映说，工人和普通党员去找自己党的领导人，经常吃闭门羹。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也承认：“一般情况下，下面的意见，只有强化到无法阻止时才有可能传到上面……而往往已经太迟，国家发生一个接一个的危机就是佐证。”当然，不是所有党的干部和党员都是不了解社会情绪的“聋子”、“瞎子”。剧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许多领导干部都已意识到党要取信于民，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但由于党内缺乏民主，这些呼声显得很微弱。

因此，来自党内的各种警告声，经过报喜不报忧的层层筛选，内容越往上报越少，声音越往上传越小，最后对主要领导人的决策几乎不能给以任何影响。如果党内外多一些民主，保证党员和广大群众的意见能够有畅通的渠道反映上来，并能被认真研究采纳，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及时处理，许多严重的局面也就可以避免了。

第三，要坚定改革决心，做到“人言不足恤”。

温总理在温总理答记者问说：“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人言不足恤”。是着名的宋代改革家王安石表示自己改革决心的“三不足”中的一句。改革作为一种新事物，不被一些人理解并不奇怪，改革本身作为一种利益的再分配，因为触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而遭到强烈的反弹更不奇怪。但作为改革者，必须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必须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而不能计较眼前的个人利害得失。

还用王安石的诗句来比喻，就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就是如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如果不是朱镕基担任总理期间，我们党和政府顶住了来自一些方面的非议甚至骂声，狠抓了宏观调控、改变了经济过热的现象，我国就很难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如果不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经济连续25年保持10%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的2003年，就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我们也很难顶住1998年国际金融危机，出现“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

当前，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了重要的机遇期、关键期和攻坚期，更考验我们的改革信念、智慧和勇气。特别是过去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由于改革和经济社会转型的不平衡、不完善，使得一些社会群体更多地承担了改革成本，而另一些群体更多地占有了改革成果。而后者中的一部分人，便希望把这种过渡性的利益分配固定化甚至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利益。就如北大一名学者所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有些人是“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深化改革，就从维护社会公正和实现科学发展出发，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这也是对每个领导干部党性的考验。
第四，要做到实事求是，坚持科学发展。

温总理在温总理答记者问说：“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但也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一年。人民需要政府的冷静、果敢和诚信；政府需要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帮助。”温总理特别谈到了房价问题，并表示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温家宝总理说：“什么叫房价合理回归？我以为合理的房价，应该是使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房价与投入和合理的利润相匹配。”总理还明确提出“中国有13亿多人口，又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对住房的需求是刚性的，而且将会是持续的。当然，我们说住有其居，并不意味着住者有其屋。从方向上看，应该鼓励更多的人租房。”这个判断，是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的。

应该说，党和政府在改善人民居住条件方面已经做出了非常突出的努力。现在我们把人均住房面积10平方米以下作为住房特困户，可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全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考虑统计口径的差别，也不到现在特困户标准的一半。目前我国的建筑数量居全世界第一，上海、北京每年的建筑量差不多就是整个欧洲每年的建筑量，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塔吊矗立在中国。2008年末我国实有城镇住房面积已达124亿平方米。是1980年的15倍。1999年到2008年，中国城镇就建了将近80亿平方米的住房资源，卖了将近7000万套商品房，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家庭买了新房。当然，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和炒房问题，一些城市房价上升较快，中低收入者住房困难。为此，中央出台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并正式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在“十一五”期间已建设大批保障房的基础上，“十二五”期间还计划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2011年已经实际开工1000多万套。这些具体措施，既体现了政府把调控进行到底的决心，又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了大批保障房，赢得了民心。

严厉的楼市调控的意义不仅在于要遏制购房投资和投机的行为，使老百姓买得起房，而且要消除房地产暴利和看起来似乎无限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行为的导向。还有这种暴利下的建房驱动，也会威胁维持民族生存的１８亿亩耕地的红线。有位专家提出：“当西方国家把高科技、军工、汽车、金融、电影、农业、金融业、服务业列为支柱产业时，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依靠蚕食民生、降低民众幸福感的房地产业来发展经济的程度，我们这个民族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又在哪里？ ”观点也许有些偏颇，但作者对高房价危害的认识，还是有深度的。

实际上，在有些发达国家，住房也是以租为主。这有利于两个“流动”，一是人才的流动。发达国家很多年轻人并不买房，因为年轻正是寻找发展机会、开创自己事业的年龄，年轻人不怕吃苦，愿意迎接各种挑战，天南海北，哪里有发展机会就去哪里，能拎包入住公租房最好。而过早地买商品房、付按揭，会把自己拴死在一个地方，更不敢轻易转行，营造安乐窝的房子，反而成为限制发展的羁绊和负担。二是被保障者的流动。廉租房住户随经济状况变化搬出搬进，廉租房公共资源的性质却不会变，只会越盖覆盖面越大。因此“以租为主”，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还有，温总理也指出，房地产市场关系到财政、金融、土地、企业等各项政策，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地方从土地出让中获取大量的收入，同时也涉及到金融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利益，改革的阻力相当之大，也有部分人抱着政府为“保增长”下半年或许会放松调控的幻想。因此，总理再次重申了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的决心。
第五，在温总理的答记者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

这五年的两会后答记者问，温总理每次都谈到这个话题。在2009年曾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二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2011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今年则进一步强调：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温总理的答问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改革开放33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并起着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和保驾护航的作用。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关键期、攻坚期和新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沉淀和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已经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都难以解决客观存在的深层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又极大地影响经济发展。当前，无论是简政放权的市场化改革的整体推进和深化，还是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进行的社会体制改革，都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因此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把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他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而在经济转型时期，没有完全消除的旧的弊端，又表现出新的特点。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导致权钱交易现象依然相当普遍地存在；二是社会诚信缺失与权力干预市场、一些政府首先诚信缺失分不开；三是穷富差距扩大，而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努力遇到很大阻力。这三方面的问题，最后都反映为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其他公权力的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碍。要冲破这些阻碍，要依靠发展基层民主，更要依靠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党要从高层领导机关率先开始，领导干部要率先示范。发展民主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对特权的限制、对权力的监督，对官员及家人财产的公开等等。这里包括把已经写在纸面上的条文贯彻落实，也包括为了增强制度的执行力而建立的保证性制度。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党的各项制度，我们的各项制度如果领导干部不执行，等于一风吹。只有高层示范，才能凝聚改革共识，推进党内民主的顺利发展。温总理还提出，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应该说，随着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网络、微博的发展，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行使自己的各项民主权力，已经有了比以往更好的环境条件，通过这种上下结合，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各项改革一定可以获得新的活力。

温总理在《答记者问》中，还两次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当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 “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解读。我认为，这主要还是作为一种警示提出的。“文革”已结束36年了，40岁以下的人对“文革”都不会留下什么亲身感受。但这场民族的劫难、党的劫难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却不能忘记。在中共十二大召开前，陈云同志审阅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稿时，看到里面讲“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这种说法不对，“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我们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就是在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做出的。

温总理还指出，发展中国民主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发展，并举了从村到乡再到县，鼓励群众沿着这条道路大胆地进行民主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我们既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又要借鉴其他国家反映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民主政治经验，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温总理说他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是出于责任感，经过多年的思考，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这些改革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各方面的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