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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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日本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觉醒、民族团结和英勇抗争,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凝聚全民族力量取得抗战胜利的杰出组织者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下实现的。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强烈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3年,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朱德等名义发表宣言,表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愿在抗日、民主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又进一步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对共产党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为此,共产党人做了大量艰苦复杂的工作。一是成功开展了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在西北地区形成共同抗日的局面。二是积极主张并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联蒋抗日,以及国共合作抗日奠定了基础。三是为早日实现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主动做出积极的、有原则的重大让步。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保证在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前提下,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实际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合作抗日的决议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战形势的推动下,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布了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是团结抗战的倡导者,是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杰出的组织者。
二、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战略指导作用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都投身于抗战,但在 如何抗战问题上,在如何争取抗战胜利问题上,国共两党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在要不要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问题上,国民党不愿发动群众,实行的是单纯由政府和军队包办的片面抗战路线。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虽然在抗日的态度上比以往有了较大进步,但在发动抗日民主运动方面,却加了不少限制。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条全面的抗战路线。1937年7月,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抗战的具体方法,其中核心的一点就是“全国人民的总动员”。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提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应该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指导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才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形势。
在如何争取抗战胜利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声音,有“亡国论”的悲观论调,也有“速胜论”的盲目情绪。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有理有据地批驳了“亡国论”,批评了“速胜论”,及时提出了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他还科学地预见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指明了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方向。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战场:一个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及其所领导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曾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众多因素使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不断失利。与此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有力地钳制和歼灭了大量日军,逐渐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
在战略防御阶段,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1937年8月,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即开赴抗日前线,平型关大捷沉重打击了日军。随后,八路军开赴敌后相继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据统计,至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000余人。
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担负起抗战的主要责任,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主战场。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创造了许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在开展游击战的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不放弃有条件的运动战,如1940年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至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抗日根据地16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达1亿人。八路军、新四军已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延安成为中国抗战的指挥中心。
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略进攻的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也开始了局部进攻,并为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进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到1945年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个,这些根据地都处于发动战略进攻的重要地区。可以说,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就没有对日作战的战略进攻,就没有对日抗战的最终胜利。
四、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是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
抗战爆发之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曾出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敌的局面。但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严重危机,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敌;蒋介石集团虽仍留在抗战阵营中,但对坚持抗战表现出动摇性,并把政策的重点由抗日转向了反共。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出现的危险局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有效地制止了分裂,维护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团结抗战局面。
进步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柱,是中国抗战的基本力量。发展进步势力,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到抗战胜利前夕,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武装发展到120余万,民兵260余万。强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是有效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在抗战阵营中争取中间势力极为重要。为争取中间势力,共产党在南京、武汉、重庆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国统区公开出版《新华日报》;同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在共产党的努力下,中间势力中越来越多的人与共产党交上朋友,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顽固势力是抗战阵营中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战中,他们既抗日,又摧残进步势力。在相持阶段到来后,他们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摩擦,特别是在1941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共产党对顽固势力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同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1939年、1941年相继击退了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遏制了国民党企图分裂抗战阵营的倾向,维护了团结抗战。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策,保障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是引导全民族团结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
五、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抗战中身先士卒,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领导全民族抗战,成为党责无旁贷的职责和使命。为了有力地组织抗战和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积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号召全党同志投身伟大的抗战事业,做夺取抗战胜利的模范和先锋。
抗战初期,全国的共产党员只有4万余人,这种状况显然与党要担当的抗战责任极不适应。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地加强自身组织建设。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到是年年底,中共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50余万人,到抗战胜利时发展到120余万人,成为坚持抗战、领导抗战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自身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尤其是1942年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高了党的领导力,也提高了全党同志的战斗力。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身先士卒,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对日作战中,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据初步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这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与抗战胜利关系的最好总结。(执笔: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求是理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