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金冲及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选集》最后一篇文章中这句分量很重的话，令人印象深刻。

为什么90年前的中国会发生这样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篇文章中还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

毛泽东在这里作出的回答，第一句话便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内部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能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和掌握，即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产生任何实际作用，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曾有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说成是“舶来品”，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说成是“早产儿”。其实，只要简单地考察一下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就不难明白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是很可笑的。

一、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内在根据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到近代却陷入了深重的苦难当中。中国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和宰割。趾高气扬的洋人像主子一样来到中国，为所欲为。这一切，无不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更是把中国推向濒临灭亡的边缘。

为了挽救垂危的民族，中国人作过种种尝试：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等等。虽然有着各自的作用，却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才有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辛亥革命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教训至少有三条：第一，那时的革命党人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他们对封建势力也缺乏认识，大多数人把清朝统治者当作惟一的敌人。因此，当清朝政府一旦被推倒，建立了中华民国，许多人便错误地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了继续前进的目标和动力。第二，他们没有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民众，特别是没有领导组织农村的大变动，造成革命的根基相当单薄。因此，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革命力量就显得势孤力弱，容易走向妥协。第三，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内部组织比较松散，成员复杂，当革命开始胜利时，内部便分崩离析，无法形成一个能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教训，而这又是由当时中国尚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国家的情况一天天不可遏止地坏下去，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正在酝酿着。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认为共和制度之所以不能得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革命、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钳制着。因此，必须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武器，仍然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但残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人们：如果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不清除，如果社会还那么恶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又能得到什么“独立”和“解放”？现实促使人们继续努力向前探索，历史呼唤新的、先进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来引领中国前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很大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工人阶级的处境得到更多人的关注，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出来。这样，“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成为先进青年共同关注的焦点。1917年在遥远的北方，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为近代以来饱受压迫和屈辱的中国人民展现出一个新天地，进而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划时代的标志，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二、“开天辟地”并非夸张之词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符合历史潮流发展的新事物，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鲜明特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以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应该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的酝酿时期，分别由李大钊、陈独秀主持，先后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作为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的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同年11月，上海的党组织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用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1922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在《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同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便明确提出：“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那时候，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80多年了，但中国人长期对这一基本国情缺乏正确的判断，对革命的目标也缺乏科学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破天荒地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最初还没有提到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实际上阐明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这使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对当时的国情有了基本的了解，有了明确的共同奋斗的目标，并且开始懂得要分两步走。相隔近一个世纪后回头再看，我们不得不赞叹这种全新的认识是何等睿智，其影响是何等深远！
    第二，走向社会底层，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1922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便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前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谈怎样到工人中去做工作，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作中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许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脱下长衫，到工厂里去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党的一大结束后10来天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各地成立分部。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讨论加强全国工人团结等问题，并确认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在此前后，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党相继发动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斗争。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1921年，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在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随后广东海陆丰、湖南衡山岳北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农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不是从农村产生，而是在城市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他们的思想是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有着远大的眼光，产生了很强的组织力。这一条十分重要。没有它，就只能产生旧式的农民战争，而且中国革命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为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一直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

第三，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由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革命事业要在极端艰难而复杂的环境中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能够团结最广大人民共同奋斗的坚强有力的核心力量，否则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强调党员必须有共同的理想和严格的纪律，并在同当时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让人们看清了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无法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事实上，我们党的队伍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过不断的分化和重新组合。拿出席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来说，有的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董必武；有好几位代表英勇牺牲了，如邓恩铭、陈潭秋；有几个代表中途脱离党；还有的成为党的叛徒、革命的敌人，如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被先后清除出党。这就像大浪淘沙一样，我们党正是在这样不断洗刷和筛选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坚强有力。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成为凝聚千百万群众为共同的革命事业奋斗的核心力量，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甚至在遭受严重挫折的状况下，始终摧不垮、打不散，直到夺取最终的胜利。

这三条，的的确确是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从来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拿它同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教训相比，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里程碑，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相反，随着时间越久远，它那划时代的意义就表现得越加分明、耀眼。

事实雄辩地证明：凡是符合历史先进潮流的新事物，尽管它起初的力量很小、很弱，尽管它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会面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走一些弯路，但它的发展壮大终究是任何陈腐的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但英勇无畏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决心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立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社会。28年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随后便开始为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而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万事开头难。”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作出正确选择，形成优良传统。对当年的先驱者们，后人不能不由衷地满怀感激之情。

从贫穷落后、受尽欺凌的旧中国到蒸蒸日上、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9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广阔道路上取得了伟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尽管遇到过很多困难，经历过种种曲折，也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最终总能战胜困难，纠正失误，充满生机活力地不断前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幸福。

中国共产党90年来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在今天，特别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开拓前进。

中国共产党同最广大人民血肉相连，这是由党的宗旨所决定的，也是党的力量源泉所在。作为执政党，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增进民生幸福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成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结合点。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关键都在党。党员的素质和水平至关重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教育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建设提出的重要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并在今后的实践中使之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据我们从各种调查资料推算，现在我国的中产阶层每年大约增加800万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是每年增加约一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5%-40%。我们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曾经指出，虽然已经形成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而且正在成长。当时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该大的阶层(指中产阶层)没有大起来，该小的阶层(指农业劳动者阶层)没有小下去。近十年过去了，情况有所好转，前述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重由15%上升到22%，增加了7个百分点，但农业劳动者阶层只从44%下降到40%左右，只减少了4个百分点。还不理想。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年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些重要的经济社会体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革，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体制、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这些体制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就不能破解，农业劳动力就不能顺利转入到二三产业，农民就不能顺利进入城镇，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就不能改变，中国的城市化就不能得到发展，农业劳动者阶层就不能合理、顺畅地减少，中产阶层也不就不能合乎规律地成长起来。好在这些问题现已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正在酝酿这些体制的改革。中国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中国的中产阶层将会有更大规模的发展，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社会成主体阶层。

（金冲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