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推动者、领导者和组织者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深刻认识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重点解决各种突出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一、中国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上升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了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我们党和政府牢牢把握这个机遇，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长达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目前，我国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60年经济长周期的上升期。按照康氏理论的描述，这个阶段的特点一，就是在周期的上涨阶段，繁荣的年数较多；特点二，就是在长波上涨阶段的初期，黄金生产会增加，世界商品市场将因新的国家加入而扩大。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这两个特点非常鲜明。一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生活质量越来越好，繁荣年份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黄金生产的国内繁荣与消费产品的国际化程度相得益彰。与全球黄金产量持续下降趋势相比，我国2007年就以270多吨的黄金产量成为全球第一大产金国，而且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特别是经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考验后的中国经济，在转型发展中变得更加具有活力与竞争力。如果进一步考虑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1万美元快速跨越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可以断言，我国经济社会仍然处于不断转型升级的繁荣期之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巨大的战略机遇。

二、中国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三大特点

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我国经济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的经济发展第五阶段，即“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其中，第四阶段（“趋向成熟阶段”）中作为主导工业部门的钢铁、煤、电力、通用机械、肥料等重型工业部门综合体系，在我国已经渐趋饱和甚至过剩，亟须实现技术创新与转型升级。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以汽车生产和消费为主的耐用消费品综合体系正在成为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部门，这和我国近5年来在汽车产业生产与消费方面所表现出的快速扩张势头非常吻合。惟一的区别，就是我国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来得更加迅猛、更不均衡、更为复杂。

所谓“更加迅猛”，就是我国在汽车、黄金以及一些奢侈品的消费方面异军突起，扩张速度惊人。以汽车为例，2008年3月，我国汽车首次迈上了月销售100万辆的台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在2008年底出台了汽车购置税减免等优惠政策，2009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就以1360万辆的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的宝座；2010年，我国以产销双超1800万辆的骄人成绩，刷新美国1700多万辆的世界记录。北京等城市不得不推出“汽车限购令”。这种发展与转变的速度是惊人的。这种惊人的速度，在黄金以及一些奢侈品的消费领域同样也有充分的体现。随意进入中国各地有代表性的商场，那些动辄以5位数起价的商品，正在模糊着人们关于普通商品与奢侈品的心理界限。许多国外顶级奢侈品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将中国界定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最大市场之一”，我国在奢侈品消费方面，增长率和销售量已连续三年保持全球第一，以65亿美元的消费额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奢侈品消费大国。从温饱到小康，再到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汽车代步……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30年间，比起父辈们所梦想的吃饱饭、穿暖衣、有房住、能读书的社会，何止天壤之别。

所谓“更不均衡”，就是我国经济社会在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地区、城乡、行业发展的不均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社会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在地区方面，西部有些省份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还比不上东部的一个县级市，人均收入更是差距悬殊；在城乡方面，尽管各种惠农、支农政策与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使得三农之困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仍然要看到，有些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革命老区以及西部一些农牧地区，落后面貌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都还处于较落后的状态，落后的农村与发达的城市处于截然不同的发展水平；在行业方面，行业收入差距与行业暴利成为引发资本寻租、行业腐败、阻挠社会创新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中，形成了经济发展快而社会事业相对落后的矛盾。这使得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社会群体发展的不均衡，是一个与推进改革紧密相关的特殊现象。在激烈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中，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一些下岗、分流、甚至无法重新就业的社会群体，他们中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与其他的社会群体甚至昔日的同事、同学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这些人虽然能够享受社会保障，但毕竟存在巨大的落差，迫切需要改变这种不均衡的生存状态。上述存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各种不均衡现象，迫切要求通过改革来优化各项社会事业，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各种社会群体公平发展与自由竞争。

所谓“更为复杂”，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社会问题。例如，“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在一些地方比较突出，人民群众的意见比较大；一些公众人物和媒体以“三俗”博取人们的眼球，一些人以暴露丑态为手段进行自我炒作，这些都考验着社会的道德底线；一些地方黄赌毒、卖淫嫖娼现象滋生，甚至出现黑恶势力横行霸道、与腐败官员相互勾结等丑恶现象。这些问题与现象，是对我们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各种社会问题的凸显，并不是因为我们社会管理的人员少了，文化水准差了，技术手段落伍了，问题的根本是我们社会管理机制还存在一些漏洞与缺陷，使得社会正气得不到伸张，歪风邪气没有很好遏制。因而，必须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及时堵塞管理机制中存在的漏洞。

三、在新的发展阶段优化社会管理所面临的考验

由于具体国情的差别，各国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特征并不完全相同，但其中有不少共同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例如，罗斯托提出，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汽车工业的发展与大量消费会引起空气、水资源等严重污染及大城市病，由收入差别而引发的贫富不均会更加严重，社会问题与矛盾将尤为突出。这些问题当前我国都已出现。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与社会矛盾复杂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导致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有增无减。因此，人们对各项社会管理工作的批评会更尖锐，对各项社会管理工作的服务水平要求会更高。这也是社会更富裕、更文明、更进步的表现。中国要以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有更高的经济成就和文明素养。

首先，我们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社会保障范围不断扩大，已初步实现了覆盖全民和覆盖城乡，各种层次社会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总体在进步；但老问题未能完全解决，新的要求与矛盾却在不断产生。在通过社会保障化解复杂社会矛盾方面，我国还需要有更为得力的措施和具体办法。

其次，我们需要坚守司法公正这一社会公正的底线。由于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方面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在最终体现为通过司法程序寻求社会公正，而这些社会矛盾多多少少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管理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简单化地来看这些社会问题，纵然是老百姓的家长里短，如果基层干部真正是心系百姓，从村民小组组长、村长、居委会主任到各级社会管理部门都能够发挥职权，就完全能够主持公道、化解矛盾，但如果他们不作为，矛盾就无法避免；如果他们乱作为，则这些小的矛盾就完全有可能上升为社会性的矛盾。如果一些社会矛盾无法通过社会管理部门解决，就会诉诸于公检法部门。因而，必须坚守司法公正这一社会公正的底线。

第三，我们需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收入分配不公是当前导致社会矛盾最为直接的因素。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当前我国在收入分配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劳动者报酬过低加大了收入的不公平，使得劳资矛盾有加深的趋势。如何既能保持高效率，又能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公正，这是社会管理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第四，我们需要不断地加强社会监督。新闻媒体、“两会”代表等要真正把自己作为对国家、对人民、对权力负责的民意群体，认真查找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不足，督促政府通过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改善管理能力，提高管理水平。

四、在优化社会管理的改革中把握好发展机遇

回顾美国社会所经历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我们看到了与我国当前相似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如，环境污染、城市衰败、贫富不均、社会道德混乱等等。为解决这些“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问题，罗斯托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增加教育和保健费用；进行大量相关投资，以减轻汽车时代的污染和城市畸形化；设法处理与收入不平等有关的问题；设法对付那些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议或者以违法的方式反对社会的人。在推动社会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转变方面，他提出，要在公共投资的教育、卫生保健、住宅建设、城市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社会福利等部门，以及私人投资的教育、卫生保健、文化娱乐、旅游等部门加大投入与改善力度，建立良好的生活，形成新的价值标准，确立社会生活新目标，以激发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新动力。罗斯托提出的这些策略，对于我国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当前，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要坚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要加快向服务化管理转变，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要从不均衡向更加均衡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要从单纯的事务主义向复合性、专业化方向转变。党中央强调加强社会的科学化管理，标志着我国进入了通过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推进社会优化的崭新阶段。胡锦涛同志提出，当前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重点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涉及我国发展新阶段中各种矛盾和问题容易产生的主要方面，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应抓紧落实。

总之，面对中国这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期，我们必须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及时化解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来源：求是理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