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虽然顺应需求变化支撑了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但所形成和积累的矛盾也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十二五”时期既是我国摆脱国际金融危机走向新繁荣的时期,也是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过渡时期,随着全球分工模式的变化,以及我国工业化的阶段性变化,产业结构矛盾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制定,就是要适应未来需求和国内外条件的变化,着力解决发展中的结构性缺陷。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目标并不是唯一的,既要解决“十二五”时期面临的主要矛盾,更要为其后的结构转型升级创造条件,通过统筹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逐步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总体特征及其成因
(一)关键环节滞后或缺失使得名义高度化较快而实际高度化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得益于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放权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技术引进、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对外开放,以高储蓄率和廉价生产要素为特征的要素供给,我国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79—2008年GDP年均增长9.8%, 2001—2008年更是高达10.2%;非农产业从业人数由1978年的1.18亿人,增加到2008年4.68亿人,年均增长4.69%。我国产业结构在支撑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突出表现在过度集中于生产和加工制造环节,而产业链、价值链的关键环节滞后,导致名义高度化较快而实际高度化不足,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在分享了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协调效应、分配效应和就业效应不理想,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
1.产业结构调整总体上与需求变化相适应,名义高度化水平大幅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化总体上适应了需求变化,支撑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而且名义高度化提高较快。
一是以传统标准来衡量,我国产业结构朝着高度化方向演变,名义高度化提高明显。如按现价计算,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6%,提高到2007年的47%,这一比重大大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内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机械、电子等高加工度行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所占比重明显提高。再从出口结构看,机电产品已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2008年占商品出口总额的57.5%,高技术产品占到29.1%。根据Rodrik研究,中国出口商品的复杂程度和发展水平与比中国高3倍的国家相当。Schott认为,中国和OECD国家出口商品的相似程度高于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27%—39%。
二是产业技术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以装备制造表现为例,电力装备形成了较完整的制造体系, 60万千瓦超临界火电机组已经投入运营,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正在实施自主化;输变电设备已掌握了750千伏交流和500千伏直流输变电关键设备制造技术。年产千万吨级的大型炼油厂设备、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成套装置等关键设备已实现自主化。数控机床的品种、质量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在运输装备领域,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电气化等一批先进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冶金行业淘汰了平炉炼钢,连铸比接近发达国家先进水平,并能成套提供年产800万吨级钢铁联合企业常规流程设备;自主研制的3.6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打破了少数跨国公司在这个领域的垄断局面。此外,在集成电路、软件、通信、生物医药等领域,研究开发了32项CPU、TD-SCDMA、WAPI、闪联、基因药物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标准,基于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试验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领域,实现了载人航天,自主研制的新支线飞机总装下线。在农业生产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技术成功实现了产业化。
2.价值链关键环节滞后或缺失,产业结构实际高度化不足。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来看,我国基本上集中在价值链中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关键设备、关键技术、品牌、营销和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滞后或缺失。从国际经验看,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产业结构水平是成功国家的基本经验。尽管我国企业设备更新很快,新产品也不断涌现,但总体来说,我国自主技术创新不足,技术来源主要依靠引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仅为1/3左右。我国2.8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拥有自己研发机构的只占25%, 75%的企业没有专职人员从事研发活动。60%以上的企业没有自主品牌, 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大中型企业中,技术引进与购买国内技术的比值虽然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仍然高达3.5倍。在核心技术、设计、软件、关键零部件、关键设备和模具、供应链管理、销售和品牌等环节上,多数依靠进口或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数控机床制造业,其关键的数控系统主要依靠进口。另外,高技术产品出口多采取贴牌生产,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和“三资企业”来实现。如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值中,按贸易类型,加工贸易占82.4%;按企业类型,外商投资企业占85.2%。由此导致产业结构实际高度化不足。
一是资源和能源消耗比较大,增加值率低。如2006年,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火电供电煤耗高14.1%,吨钢能耗高9.5%,水泥综合能耗高24.4%,乙烯综合能耗高56.4%。中间消耗大直接导致增加值率低。2006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19.45%,与美、日、德、韩等四国相比分别低31.06个、16.96个、11.53个和22.43个百分点。分行业比较,我国金属制品业、非电气机械、电气机械业的增加值率分别只有美、德、日、法、英、意六国平均水平的52.30%、65.90%和56.38%;纺织业、服装业分别为62.50%和64.14%。
二是加工深度不足,初级产品比重比较大。产业链之间同样显示出加工深度不足。如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程度在90%以上,我国只有45%左右;轻纺产品出口以贴牌为主, 2007年,服装与纺织工业增加值之比仅为0.46,机电工业与初金属工业之比只有2.25,水泥及石膏制品与水泥及石膏制造增加值之比仅为0.46;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与有色金属冶炼增加值之比仅为0.56,远低于发达国家;数控机床中占附加值主要部分的数控系统主要依靠进口。总体来说,从产业链来看,我国的优势仍集中在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阶段,半成品从比较劣势上升为初具比较优势,重要零部件产品还处于劣势,但劣势程度在不断缩小。
三是实际上的技术密集程度远远低于名义水平。目前国内基本上都是采用OECD的行业分类结果,将其定义的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产业移植到国内。根据这一分类,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呈现上升的趋势。但简单套用这一分类方法显然不能反映当前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分工从产业间、部门间分工向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转变的趋势,而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名义高度化快速提高,并偏离实际高度化程度。如根据研发经费(R&D)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进行分类,2007年,在制造业大类中,只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该比重超过1%,即使这样,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中有占增加值约40%的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业、电子元件制造业和家用音响设备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按照小行业分类, 2007年R&D比重超过1%的行业仅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9%,甚至低于2003年的水平。而且,越是技术密集度高的行业,我国R&D经费密度的国际差距越大。如我国全部制造业的R&D经费强度是美国的1/4,而高技术产业的R&D经费强度是美国相应产业的1/8。即使是我国高技术产品(HT)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提高,但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HT1)类产品,其占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90%以上,而需要高端专业技能、复杂技术和供应网络的产品(HT2)所占比重下降;中技术产品(MT)中,主要是生产环节易于分解的机电产品(MT3)的比重稳步提高,而可以反映一国技术深度的自动化产品(MT1)和其他高技术产品(MT2)的比重却在下降。由于缺乏一批具有系统设计、系统成套和工程总承包能力的供应商,造成多数,甚至90%的单机由国内企业制造,但大部分利润却被外商拿走的局面。
四是产业之间的协调性比较差。从农业来看,虽然受到耕地减少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的制约,仍然面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产的基础还不稳固的问题,但支撑农业提高效益和效率的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滞后问题同样突出。如农产品加工薄弱,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比较低,生产资料价格上升过快;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农产品存储、质量检测和监督体系滞后,农业保险体系不完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大等。从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来看,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决定市场地位和附加值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两端关键环节滞后成为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最突出的矛盾。我国产业结构名义高度化较快、而实际高度化水平较低,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表现为多集中在加工制造环节、居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市场调研、研发、设计、咨询、营销、供应链管理、物流和品牌等关键环节薄弱,在产业结构上则体现为加工制造业的过快扩张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上述三次产业之间的不协调性,表明了我国产业结构问题并不主要是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而主要是产业链和价值链内关键环节缺失问题。上述市场调研、研发、设计、咨询、营销、供应链管理、物流等关键环节很可能首先是制造业内部活动,只有当制造业企业这些职能部门发展到一定水平,并实现社会化服务而成为独立经营的企业时,便转化为生产性服务业。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诸多问题和矛盾,如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尤其是第二产业中,消耗资源多、环境污染大的能源原材料型重化工业比重过大,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高加工度产业发展不足。但这些矛盾的实质是我国过度集中于生产和加工制造(农业集中于生产、工业集中于加工制造)的价值链中低端环节,而产业链和价值链两端的关键环节滞后或缺失。
(二)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1.产能过剩矛盾突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产业资本向我国的转移,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2000年以来,资本形成一改过去与GDP增长同步的趋势,以高出GDP年均增速3.1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张。投资高速增长造成部分低水平产能迅速扩张,相当多的产品产能过剩,一些重化工行业尤为突出。如粗钢、精炼铜、氧化铝2001—2008年间新增产能与2008年产量之比超过40%,电解铝超过50%,水泥和平板玻璃更是高达91%和近80%。2008年我国粗钢生产能力已超过6亿吨,产量5亿吨,粗钢表观消费量4.52亿吨,估计2009年产能与实际需求相比过剩约25%—30%。2007年,国内水泥总产能达到17亿吨,而市场需求大约在14亿吨,有3亿吨过剩产能; 2008年和2009年又分别新增120多条和100多条生产线相继投产,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化工行业也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2009年5月,全国烧碱装置开工率约为79%,电石装置开工率约为68.8%,聚氯乙烯装置开工率约为58%,甲醇行业开工率约为40.6%,磷肥装置开工率约为50%。另外,医药制造、电器机械制造、部分通用设备制造、食品饮料、印刷等相当一部分加工制造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也比较突出。
2.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一是能源、资源压力加大。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除了煤炭等少数矿种外,多数大宗矿物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比较高。如铁矿石自给率只有40%左右,原油不到50%。近年来,我国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而国际市场供给却由少数几家公司垄断,再加上国际炒家大肆炒作,使得能源、矿石价格飞涨,给我国能源、原材料行业发展带来很大风险。2005—2008年4年中,国际铁矿石基准价格涨幅分别为71.5%、19%、9.5%和65%。2009年尽管世界经济处于衰退之中,但出于对中国等新兴国家进口的预期,跨国公司和国际炒家利用垄断和炒作,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仍呈现快速拉升的态势。过高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沉重负担。二是环境问题突出。2008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虽然均比上一年有所下降,但仍居世界第一位。地表水污染严重。200条河流409个断面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24.2%和20.8%。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加重,饮水安全存在一定隐患,呈现出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态势。近两年来,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这一问题仍比较突出。
3.关键环节的缺失使得我国一些行业发展基础脆弱。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而一些产业因关键环节的缺失,其正常发展难以为继。如我国曾经是DVD出口大国,但技术依靠国外,由于难以承受高昂的专利费,我国基本上已停止了家用DVD产品的出口。再以彩电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技术,逐步实现了国产化,建立了从元器件到整机完整的彩电产业链,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彩电生产国和消费国。但由于我们自身创新能力较弱,在彩电出现平板化趋势以后,我国彩电企业又重新站在依靠引进技术和设备的起点上,并一直未能摆脱利润率低的状态。不仅彩电如此,整个出口导向的高度劳动密集型行业成本利润率甚至低于银行贷款利率,主要依靠出口退税维持。《华尔街日报》曾以罗技公司的鼠标为例描绘当前国际分工格局的利益分配:“Wanda无线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中国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4.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贸易摩擦增加。据研究, 1995—2004年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下降了33.4%。而2005—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条件指数继续呈现恶化趋势。由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完全靠数量增加来弥补,使得过去一段时期收入贸易条件还有所增加,但即使如此,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对社会福利的带动也很有限。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外资企业在我国贸易利益分配中所得份额偏高,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其通过控制技术、品牌、供应链管理和营销渠道,再加上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外资利用价格转移策略等因素,外资获得了参与全球分工的主要利益。第二,我国出口产品数量增加、价格下降,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过度使用资源、恶化环境和牺牲劳动者福利基础之上的。随着全球制造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承担分工的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凸显,再加上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通过出口数量扩张改善收入贸易条件的空间将越来越小。
5.产业组织结构无序,宏观资源配置效率低。市场结构对产业发展绩效和竞争力提高有着重要影响。但当前,我国对市场结构的关注还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并聚焦在产业集中度方面。而且,对产业集中度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以为通过捆绑式的合并,提高集中度,就是组织结构合理化。事实上,市场结构不仅包括生产环节,还包括产业链、价值链中的流通环节以及用户—流通与生产各环节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组织结构政策应该是“内外有别”的。对于以国际竞争为主的行业,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甚至是控制,应尽量提高产业集中度,尽快提高与跨国公司的抗衡能力。对于竞争主要集中在国内的行业,集中度既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应在满足规模经济的前提下,形成适度竞争的格局。过度集中可能形成垄断,企业获得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从而缺乏创新动力和压力;过度竞争可能造成低价销售,降低整个行业利润率,形成企业创新有动力、有压力而无能力的后果。只有形成适度集中、适度竞争的格局,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才会较强。同时,提高产业集中度并非简单的关停并转的结果,而是结合产业特性所实施的产业管制与产业发展创新等综合作用形成的,但目前国内尚未形成有利于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外部环境。尽管近几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尤其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家和一些省份通过制定相关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加大了对资源型产业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的力度。但总体来说,当前由于我国资源配置中存在市场配置和政府主导配置的“双轨制”特点,使得绝大部分开放度高、充分竞争(尤其是参与全球竞争)的制造业过于分散、集中度低,处于以拼价格为主的过度竞争状况。而开放度较低的服务行业垄断性较强,缺乏有效竞争。
从全球竞争性行业来看,在全球产业链中,存在明显的加工制造产能扩张与采购日益集中化趋势。一方面是采购方的垄断、发达国家对技术的控制;另一方面是国内企业之间以及我国企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过度竞争,使得全球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而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下降甚至超过了最低收入国家。最典型的就是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价格,在取消配额限制后,平均降幅达53%。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过度竞争,使得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行业利润率处于很低的水平,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和贸易摩擦增多。
在国内市场中,一方面是银行、电信、铁路、航空、电力供应等部分行业的高度垄断,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行业中落后与先进并存。如小于300立方米的高炉比大于1000立方米高炉每吨多耗能80公斤标准煤;若按照产业政策的淘汰类设备全部淘汰落后产能,则可降低吨钢能耗约30公斤标煤。又如,大型钢铁企业资金利润率要明显高于中、小型企业,其成本费用利润率则是中、小型企业的近2倍。但由于现在按照行政级别审批的投资管理体制,实际上存在着“控大放小”的现象,使得在规模经济突出的原材料行业,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强的大企业增长较慢;一些缺乏经济规模的小企业因受管制较弱而增长较快。这也使得近年来,由于规模效率下降导致技术效率滑坡和能源经济效率恶化。从产业链、价值链的上下游关系来看,市场结构也表现出无序状态。如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比较突出;医药流通秩序混乱,影响医药制造业的正常发展;铁矿石等重要原料流通领域的无序竞争,加剧进口矿石价格上涨;部门分隔使得“三网融合”进展缓慢,等等。
6.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一方面,很多企业通过压低工资等要素成本来保持竞争力,使得东部地区外来民工工资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过度使用劳动也使得劳动生产率过低。如2007年,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高度劳动密集型和一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有全部工业平均水平的35%和77%。在内生性增长中,主要依靠基建投资带动的原材料型重化工业快速增长,尽管其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但由于其资本密集、劳动力需求少,劳动报酬在增加值中所占比重较低,而且企业所得所占比重较大。如高度资本密集型、一般资本密集型和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应付工资及福利占增加值比重分别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低6.16个、4.37个和4.07个百分点。分配向企业倾斜,保证了持续高的投资积累来源,但挤占了个人收入,使得消费比例难以提高。
7.制约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产业发展过程中关键环节的缺失或滞后从两个方面制约服务业的发展:首先,市场调研、研发、设计、物流配送、营销、供应链管理等,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体现为不同环节,在产业分类上则主要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分工深化、生产力水平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的生产将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企业竞争对加工制造环节之外的相关活动或服务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上游,有需求分析、产业研究和投资可行性研究服务,产品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市场调研服务、风险资本服务;在中游,有质量控制服务,会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法律服务,维修保养服务、客户培训服务;下游涉及产品的市场销售、广告、售后服务、维修、产品回收等服务。此外还包括服务于整个过程的信息管理、金融、人力资源等服务。服务成为制造业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看,原材料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主要体现在物流运输和融资服务,而高技术、高加工度产业对咨询、技术服务、风险投资服务要求高。我国过度依赖于加工制造环节,而有限的分工深化细化所产生的对研发、设计、物流、营销、供应链管理和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又对外依赖,直接结果就是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其次,附加值和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链高端环节的缺失,不但直接导致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低,而且也使得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或环节对外依赖,也就相应制约了消费服务需求能力的提高。
(三)形成当前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原因分析。
1.源于全球范围内产业分工模式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产品生产按照技术复杂程度被拆分为多个独立的节点在全球范围进行布局。这样发达国家就将重点放到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将关键部件和设备的生产放到韩国、我国台湾等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环节或部件的加工组装。如2000—2005年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增幅13.2%,其中, 68%是由发展中国家完成的。在此条件下,国别之间的分工,便由过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初级产品、进口发达国家的制成品的产业之间的分工,转变为制成品内部不同要素密集的部件或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产业升级不仅仅是产业链的升级,还更多表现为从贴牌生产(OEM)到原始设计生产(ODM)再向自主品牌生产(OBM)的功能升级。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或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不仅整合全球资源,促进按要素禀赋进行分工,还利用其在技术、营销渠道、供应链管理、品牌、甚至是矿石原料等产业链两端方面所形成的市场势力,并促使我国企业之间以及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扩大产能和降价,以获取超额利润。形成了三种典型的价值链形态,即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购买者驱动价值链和“三角形生产网络”价值链。在这种分工模式治理之下的市场结构中,发展中国家所承接的加工制造环节,由于进入门槛低,产能扩张很快,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低;而发达国家或地区所占据的产业链、价值链两端,则有着较高的利润率,形成所谓“微笑曲线”。
2.源于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归结为: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以基本建设为主的投资,高度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出口高度依赖加工贸易,竞争战略高度依赖成本价格,而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环节高度依赖外资。这种模式在过去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支撑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也在很大程度上积累了上述结构性缺陷和矛盾。
特征之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以基本建设为主的投资,强化了投资与重化工业之间的自我循环,导致原材料型重化工业的高比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这是一个以投资带动和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时期,但我国现行体制又强化了这一特征,如过度追求GDP,人为压低土地、环保、劳动力、资源价格等成本、保持低利率和低汇率等,加剧了投资——重化工业(资本密集)——投资的自我循环。而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 60%以上属于建筑安装,只有1 /4—1 /5为设备、工器具购置,而建筑安装带动最大的行业是钢铁和建材。
特征之二:生产高度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出口高度依赖加工贸易,而研发、设计、品牌、供应链管理和营销等附加价值高端环节高度依赖外资,导致我国高度集中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一方面,使得我国工业所占比重很高、名义高度化提高较快,同时造成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另一方面,由于附加价值、能源资源消耗少、污染小、附加值高的高端环节被外方所控制,使得产业实际高度化水平并不高,并抑制了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和对环境的影响,既有内部需求的原因,也有全球分工的因素。此外,由于竞争加剧,促使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提高装备水平以提高竞争力,而技术过度依赖劳动力稀缺的发达国家,必然使得技术进步排斥就业,在剩余劳动力没有充分转移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资本深化。
特征之三:以价格为主的竞争战略,形成了技术进步对降低成本的路径依赖。产业战略学家波特将竞争战略区分为成本领先、差异化和细分市场,并认为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由企业的竞争转向产业价值链的竞争。而价格战仍是我国企业竞争的主要方式。立足于价格竞争,就需要更低廉的要素价格来维持竞争力。在外源性增长中,即使是技术能力提升,也因为定位在价格竞争,仍然导致收入增长缓慢和贸易条件恶化。在内生性增长中,资源价格和环境成本偏低,降低了重化工业的成本,虽然加快了经济增长,但加剧了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矛盾;同时,由于重化工业资本密集、所需劳动力少,企业所得比重高,个人所得比重低。上述两个方面都决定了,居民并没有同步分享国民经济的增长,不改变这种路径依赖,就很难提高消费比重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难以实现。
3.源于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二元结构”突出的国情。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和住房、汽车所带动的消费结构升级,加大了对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的需求。根据国际经验,无论是按人均收入水平的截面分析,还是发达国家和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都可以看出工业化中期显著的重化工化趋势。重化工化的动力来自积累的迅速提高和需求结构的快速转变两个方面。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积累率,为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本供给;而最终需求结构迅速变化,消费品内部由以衣食为主向住、行为主转变,中间产品需求份额不断提高,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大规模建设交通等基础设施,直接导致了以能源、原材料、化工及机械装备等重化工业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希望在短时期内实现赶超目标,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更加加剧这一矛盾。发达国家的经验还表明,工业化中期还是环境污染强度上升时期。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曾遇到资源、环境的压力,面临“增长的极限”。以至于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均衡增长”,甚至“零增长”的主张。而事实上,发达国家是完成工业化以后,依靠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才使得它们成功地摆脱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成功地实现了以要素投入为主,向依靠技术和知识等软投入为主的转型。另外,我国“二元结构”突出,拥有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换,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持续的低劳动力价格,也使得固化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或环节具有可能性。
4.源于追求数量增长的体制机制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有利于数量增长的制度环境,维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这一制度环境也为形成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当前的结构性缺陷埋下了伏笔。
一是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从生产环节征收的财税征收体制,以及财政分灶吃饭分配体制,刺激了各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其影响,人为降低土地、环境、人工成本和影响信贷发放,盲目发展对经济增长拉动明显、而对资源环境影响较大的重化工业。而且,越是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尽管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不如规模经济突出的大企业,但由于所需要的政府审批级别低,更容易得到批准。
二是政绩考核和国有企业考核体系还不尽科学合理。追求GDP增长成为事实上的政绩考核目标,而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环保、生态和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考核和约束不足。对国有企业考核侧重于短期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企业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
三是扭曲的资源要素价格与环境的低约束,强化了要素密集型产业和粗放型增长,造成了对资源要素的过度需求和浪费。另外,对低要素成本和低价格竞争的路径依赖,而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品牌培育等关键环节的滞后,还导致了我国用工主要集中于对较低文化素质劳动者的需求,而大学生等较高文化层次劳动者就业困难。
二、“十二五”时期显著变化的环境和条件
(一)国际环境变化:经贸增长趋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加大。
前一段时间,我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持续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序上得益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并推动了全球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使发达国家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为我国出口提供了增长空间。“十二五”时期,从国际上来看,和平和发展仍将是主流,但一些重要因素将发生显著的变化。主要包括:前期依靠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推动的全球贸易高速增长和经济持续繁荣的态势在“十二五”时期难以再现;以绿色能源、生物技术为主导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各国对能源、资源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而国际上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的关注度日益增加,新能源和气候变化将成为未来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竞争的重点。
1.国际经济和贸易处于缓慢增长期,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外向型经济面临较大挑战。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分工深化、美国消费的持续扩张,推动了过去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能快速扩张。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消费、金融创新和信用扩张过度却又缺乏有效监管所致,但也是上述电子信息技术革命效应衰减的表现。“十二五”时期,国际经贸发展格局将发生较大变化。首先,长期以来世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美国消费,美国消费又过度依赖负债和信用支撑,依赖虚拟资产膨胀产生的财富效应。其对现行消费模式的调整,必将影响全球贸易规模扩大。如近年来美国个人储蓄率有所上升,欧盟一些国家也出现类似征兆。其次,电子信息技术带动形成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最后,上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源头来自东南亚一些国家,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与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的东南亚国家则遭受比较严重的冲击。我国抓住机遇,较快地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重新迈入快速增长轨道。与之不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空间显著萎缩的同时,我国的一些竞争对手,包括像印度、越南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对我国出口形成了强力竞争,国际竞争将更为激烈。同时,不同于过去FDI的高速增长,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很难维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全球FDI有可能走“L”形增长道路,这对我国吸引FDI形成挑战。
总之,“十二五”时期,虽然主要发达国家有可能走出衰退走向复苏,但由于增长动力不足,而将面临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贸易保护将会愈演愈烈。同时,随着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后起国家的加快发展,有可能对我国传统的出口产品形成冲击。上述变化表明,我国前一时期出口高速增长将难以重现,并要求我们采取措施改善国际环境,提升贸易结构。
2.世界性环境和气候危机导致发展理念和规则的变化,将推进全球性产业结构转型。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工业文明,使得人类社会对气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气候变化成为当前全球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为应对气候危机,加强全球合作共同对抗气候变暖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使命,美国也由过去消极对待转向积极加入气候变化谈判行列,全世界正在努力达成保护地球气候的法律协议。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在承诺削减排放的同时,也会竭力保持在技术方面的控制力和增加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尤其是美国正积极构建低碳经济的领导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凭借其在新能源、节能环保领域上的领先优势,推动形成“碳减排”、“碳关税”等规则或准则。与此同时,在微观层面和社会层面,以保护环境、劳动条件和劳动权益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或者以加强社会责任管理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趋势有可能得到强化。
上述趋势表明,新能源、低碳经济及气候变化将成为未来国际关系或国际经济竞争的重点,在积极推进全球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将对国际贸易与投资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宣布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对我国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升级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不但影响到目前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而且那些前一阶段发展比较快、产能规模大、“十二五”时期有能力走向国际市场的重化工业,将面临极大挑战。上述条件变化,要求我国既要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又要以此为契机,形成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
3.全球范围的能源、资源争夺战,对建立资源供给保障体系和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要求。能源、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过去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曾面临能源、资源制约,由此而爆发了多次战争以保证资源的供给。发达国家当前虽然完成了工业化,但其对能源的需求仍然强劲,再加上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世界人口大国,正处于高速增长期,全球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将超过以往。另外,大部分重要的能源、资源基本上由少数国家或跨国公司所控制,或者受到大型国际炒家的操控。近年来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主权国家越来越多地对能源、资源的外国投资进行限制,甚至一些东道国要求与外国投资者重新谈判投资合同,要求加强对能源、资源的控制权。未来一段时期,围绕对能源、资源的争夺将更加激烈。我国不可能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战争解决资源保障问题,但着眼全球,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体系迫在眉睫。
4.以绿色能源为主导的技术革命正孕育新的产业革命,将催生一批新兴产业。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大的危机都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能源资源、环境和老龄化等突出矛盾,从解决这些矛盾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以及这些技术创新的渗透和辐射能力来看,新能源、新材料、环保设备和新医药产业将会有快速发展。事实上, 20世纪末,发达国家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绿色能源技术研究。1999年,美国推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超导伙伴研究计划。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一些重要国家均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支持力度,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重要领域,绿色能源等新能源产业很有可能将成为下一轮产业革命的重点。如2009年,美国把培育绿色产业和新能源作为经济复苏计划的核心,明确提出逐步以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日本宣布实施“绿色新政”,大幅度提高太阳能发电量和新型环保汽车使用量;欧洲也把可再生能源作为战略重点。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也在大力推进生物科技、纳米技术等高技术研发。在其中一些领域,我们也正处于相近的起点。尽管新一轮技术革命尚在酝酿之中,但为抢占未来制高点,我国必须从现在开始加大科技投入,形成新兴产业的技术基础,避免再次陷入技术主要依靠国外的困境。
(二)国内条件变化: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的过渡时期。
1.设备投资显著上升将带动装备制造快速发展,高投资率会保持对原材料型重化工业的较大需求,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将继续突出。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变化,将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很大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的过渡时期,投资率仍呈现上升的趋势。如根据钱纳里、麦迪逊等人的研究,储蓄、投资在低收入水平阶段迅速增长,只有到工业化后期以后才开始稳中趋降。积累率的提高,保证了工业化过程中对劳动力的吸纳,保证了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十二五”时期,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推进的时期,从各国经验来看,这一时期投资率保持稳中略升的趋势。即使考虑到我国投资率达到了其他国家未曾出现的高度(2008年为43.5% ),但由于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经济和贸易不太可能获得前10年的高速增长,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趋于下降,因此,“十二五”时期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有可能下降,但因抵消净出口份额的下降,投资占GDP的比例仍将保持较高。高投资率在支撑我国未来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将给能源、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在投资结构内部,将呈现设备投资比重上升、基建投资比重下降的趋势。
一是面对已经形成的大规模加工制造能力和产能过剩,以升级改造为核心的投资将成为重点,将带动机械电子等装备行业的发展。如围绕适应资源环境变化、推进节能减排及提高国际竞争力,通过信息化来推动工业化、用机电一体化的技术装备改造传统产业,并强化基础零部件生产和技术开发水平。汽车、新的耐用消费品等需求上升,为机械、电子工业扩大规模创造条件。总的来看,制造业发展和升级将带来设备投资的扩大,并呈现出对机电一体化设备需求的增加,尤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机电一体化设备。
二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而不断加强文化建设、社会事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并加快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形成向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环境治理等公共领域大幅度增加投资的需求。
三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继续推进,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仍有较大空间。另外,其他基础设施必须完善,如为提高出行效率,将加快发展轨道交通和交通干线建设,发展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完善综合运输体系等,将会保持对原材料型重工业的较大规模的需求,但相比而言,其增长的速度将有所放缓。但由于能源原材料型重化工业规模庞大,“十二五”时期将是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最为突出的时期。
2.消费结构升级将带动住宅、汽车、新兴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投资率和净出口变动相关。一般条件下,在工业化初期,消费所占比重高,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该比重不断下降;直到工业化后期,逐步扭转下降的趋势,到工业化结束转向后工业化时期,消费所占比重转为上升。麦迪逊的研究也表明,大部分国家在工业化时期,消费占经济的比重下降,只有美国比较稳定。过去一段时期,我国消费率与国际比较虽然明显较低,但仍然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2008年为48.6%,比1990年下降了16.2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随着我国劳动生产率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消费率将扭转下降的趋势,但提高幅度不会很大。
与消费需求总规模的扩张相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更为突出。根据需求规律,参照2000年以来我国城乡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和不同收入组别需求变动规律,“十二五”时期,我国消费结构变动趋势特征是:一是食品、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下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满足基本生存的食品、衣着消费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国际经验如此,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虽然食品支出比重下降,但由于人们追求生活的便利和高质量,用于加工性食品、家外就餐、保健食品等功能性食品的支出将明显上升。二是随着人们对居住和生活便捷程度要求的提高,住宅消费支出比重较快增长,汽车进入家庭更为普及;同时,带动新型耐用消费品需求增加。三是随着收入的提高,用于文化、教育、娱乐、医疗保健、旅游、交通通信等服务性支出比重将较快增长。四是由于社会化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金融保险、法律、信息咨询等服务在消费需求中的比重也趋于上升。
3.生产“迂回化”和分工深化,推动中间需求型行业地位和结构变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产品的加工层次和专门化程度增加,将呈现“迂回化”趋势,导致中间需求比重上升。如根据钱纳里多国平均模式,在工业化中期至结束阶段,消费在总产出中比重下降主要由中间需求的增加所弥补。中间需求在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1%上升到45%;总体联系率也明显提高。根据我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我国经济总产出中,中间使用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61.08%提高到2007年的67.51%,而同期总体联系率由1.567上升到2.176。这意味着我国每1亿元最终需求,带动的中间生产由过去的1.567亿元上升到2.176亿元。在“十二五”时期及至2020年,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保持。
中间需求主要从三方面影响产业的发展变化:一是要求中间投入产品品种、规格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带动新型材料和元器件地位的上升。比如,对钢材的需求中,与建筑用钢材相比,汽车、造船等制造业用板材需求上升。但考虑到我国原材料工业比重已经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水平,并有较大的技术节能、节材空间,因而原材料行业的比重变动不会太大,甚至略有下降。二是中间需求中的制成品比重上升,初始产品需求比重下降。三是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制造业企业内部的服务效率,对提高企业竞争力日益重要。这些服务不仅包括市场调研、研发设计、后勤服务、供应链管理,还包括组织协调、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法律、金融及会计服务等;另一方面,与产品相关的外部服务也日益成为利润的重要来源,包括卖方金融服务、配送、安装、系统集成、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等。
4.工业化成本显著上升,对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提出迫切要求。随着石油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土地和水资源的供应紧张,劳动力低廉优势递减,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社会协调投入力度加大,再加上一些国家为遏制我国发展抬高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将导致我国面临工业化成本显著上升的压力,这对我国产业结构摆脱过度依赖加工制造低端环节、过度依赖物质要素投入、加快转型升级提出了较为迫切的要求。
一是矿产资源需求增加和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导致生产资料成本抬升。除煤炭及少数小宗矿产资源外,我国绝大多数资源的人均拥有量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 13多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资源,即使是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国际上重要的资源供给被少数跨国公司所垄断,再加上国际炒家出于对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国的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需求增加的预期而进行的炒作,国际市场铁矿、铝土矿和石油等重要资源价格将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
二是土地和水资源的硬约束增强,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我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并且耕地后备资源十分紧缺。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用地粗放、浪费,导致土地压力非常突出。土地已成为长三角、珠三角许多企业发展的第一位限制条件。同时,资源性缺水和水污染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加速了对环境资源的消耗。未来一段时期,由于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还将上升,而城市化进程加快对水、土地等资源的需求也会增加;生态环境的恶化还会增加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环境成本将较长时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弥补上一阶段环境的“欠账”,加大改善和治理环境的力度无疑将使社会发展成本上升。
三是人工成本上升。如2001—2008年间,城镇单位职工人均工资年均增长15.2%。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加大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力度,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用工成本带来显著影响。而且,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导致劳动力成本在未来也趋于上升。
四是防范和应对社会矛盾冲突任务加重,促进社会和谐成本上升。国际经验表明,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的一段时期,是收入差距扩大、环境压力加剧的时期,以至于有人称之为“社会矛盾凸显期”。我国已进入这一时期,经济有可能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但社会矛盾有可能加剧。这也对加大社会保障、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均衡社会利益关系,使社会财富再分配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提出了要求。
5.劳动力供给出现转折、资本进一步深化,为我国加快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既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充分享受到了“人口红利”。但是,“十二五”时期,我国劳动力供给将进入转折时期,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尽管剩余劳动力总量仍然较多,但呈现出“总量过剩、结构差异明显”的特点。如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从提高的趋势转为逐年减少。而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将从2011年趋于稳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西部17个省2749个行政村的调查表明, 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1 /4的村庄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另有研究表明,由于农业劳动力不断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中老年为主, 40岁以上的占近50%; 16—30岁之间的不到20%。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在用工上升时出现“用工荒”,也在显示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我国就业人口的抚养系数将显著上升,这不但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还要求通过产业升级、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抚养能力。
另外,从各国的经验和产业经济理论来看,工业化初始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是得益于投入增长加快;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资本积累能力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取得进展,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增量最大;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随着人力资本积累导致生产要素禀赋的提升,技术进步取代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前一时期的较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过干中学,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比较有利的人力资源储备,再加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大力支持自主创新等,有理由认为我国也将出现技术进步加速的态势,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能。其一,“十二五”时期,随着产能过剩矛盾的加剧,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将继续资本深化的趋势。其二,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增加教育投入力度,劳动力素质得到较大提高。如每10万人口中拥有在校大学生数,由2000年的439人增加到2007年的1924人。其三,得益于我国实施国家创新战略,增加教育培训和研发投入,较快地提升了我国的整体创新能力。如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0.9%,提高到2008年的1.52%。“十二五”时期有望继续提高。从《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对125个国家或地区的排名来看,我国教育和培训排名第77位,创新能力则相对靠前,排名第46位。其四,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我国无论是在产业规模上,还是加工技术能力方面提高都较快,具备了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和供给条件。如从需求来看,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企业对通过创新来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迫切性增强。从供给来看,我国企业资金积累能力得到提高,再加上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有利于技术复杂、零部件较多的产品在技术突破后能够迅速产业化。随着我国装备工业水平和高新技术企业比重的提高,本土装备制造企业、研发型企业与用户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但为装备制造业和研发型企业的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且,也为庞大的用户部门提高技术进步速度提供了可能。
三、“十二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框架
(一)基本原则和战略要求。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产业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立足于我国大国国情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着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矛盾,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确定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坚持长短结合,处理好近期应对金融危机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与长远升级的关系;二是坚持有利于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处理好参与国际分工与改善贸易条件的关系;三是坚持提升要素禀赋与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相结合,处理好产业结构升级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四是坚持集约发展、节约发展和环境友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同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应该具有主动性、多维性、全局性、规则性、开放性等多方面的特点。主动性是指要有超前思维,积极主动、未雨绸缪。既要适应全球化进程中产业链竞争的要求,又要不局限在简单地按照要素禀赋形成的静态分工,要尽量、尽快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多维性是因为作为一个地域大、生产力水平发展差异悬殊的转型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既要考虑现有的比较优势产业,更要考虑培育形成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既要满足需求结构的升级要求,也要摆脱资源要素的制约。全局性是指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不应拘泥于个别行业、个别地区,而应该着眼于全国整体、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规则性是指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转型期,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但不完善,尤其是过去建立起来了比较适宜于数量增长体制机制。新时期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不但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而且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宜的体制机制;同时,要积极参与国际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关谈判,在对相关规则的修改中保护国家利益。
(二)战略目标。
适应分工模式变化和我国产业结构矛盾转换的要求,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着力点就应摆脱单纯的比例关系调整,从产业链、价值链的角度,突破关键环节、提高加工深度和附加值。因此,“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实施“突破关键环节,提升价值链”的战略,加快实现由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主要理由如下:
1.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发展以及伴随国际分工趋势的变化,我国过去存在的轻重工业之间、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之间等部门数量比例不协调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产业结构矛盾呈现出主要受到关键环节制约的特征,比如,农业虽然面临基础不稳的问题,但技术服务、标准化、信息化、良种化、检测、监控、认证、加工、营销、流通等为农业提供加工和服务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工业生产能力庞大,但大而不强、名义高度化较快而实际高度化不足,决定市场地位和附加值的研发、设计、营销、品牌、供应链管理等产业链、价值链两端关键环节滞后或缺失等,已成为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最重要的因素。
2.在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上,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发展并不能独立于制造业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外,也不是简单地提高第三产业投资就能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我国政府曾多次出台促进服务业的专门政策,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缓慢,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主要是因为:(1)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工业的投资效果系数要明显高于服务业,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还有可能提高; (2)从第三产业的主要源泉来看,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调研、研发、设计、咨询、营销、供应链管理、物流和品牌等关键环节薄弱,虽然在产业结构上体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但上述关键环节很可能首先是制造业内部活动,只有当制造业企业这些职能部门发展到一定水平,并实现社会化服务而成为独立经营的企业时,才转化为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初级产品、初加工产品对服务业的需求与精深加工产品对服务业的需求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这些关键环节的突破和壮大,一开始并不一定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大,而有可能首先是在制造业企业内部实现。但其发展壮大,最终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大。或者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制造业的升级。在消费性服务业方面,只有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提高收入水平以后,人们的消费重心才有可能从以物质消费为主转向以服务消费为主。而只有向价值链中高端提升,才有可能提高收入水平。
另外,同样是加工制造,日本和我国台湾可以取得比我国大陆加工制造高得多的利润率而处于价值链的中高端。一方面是拥有先进的制造技术和设计能力;另一方面是其创新性的管理和资源整合能力。这表明在加工制造环节,也包括有技术、设计、管理和资源整合的潜力,有价值链提升的空间。实施“突破关键环节、提升价值链”的战略,并不是不要发展制造业,也不是只重视制造业,而是要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通过强化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和品牌,以及促进分工深化、增加加工深度,形成高品质与快速响应的核心竞争力,提高生产率和国民福利,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通过制造业升级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
3.实施“突破关键环节,提升价值链”战略,不但可以实现分配效应的改善,而且,还可以通过向产业链、价值链两端的延伸和加工深化,增加产业之间的协调性,减少对能源、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推动节能减排,促进就业,实现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社会目标的统一。
围绕上述战略目标,产业结构调整宜按照如下思路进行: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重点突破研发、设计、营销、品牌培育、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专门化分工等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增加加工深度;通过制造业的升级,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通过关键环节的突破,实现新型工业化和由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努力构筑三大格局,即传统产业新型化和新兴产业规模化的产业结构优化格局;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协调配套、共同发展的企业组织合理化格局;促进工业新型化和服务化、农业产业化、服务业知识化,形成三次产业相互支撑、共同促进的融合化发展格局。
(三)战略任务。
1.加快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变。我国产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来自过度偏重加工制造,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加工制造能力,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全球竞争来看,这种加工制造能力都呈现过剩和过度竞争的态势,而对能源、资源消耗小、环境污染轻和对价值提升作用突出的市场调研、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品牌和专业化服务等关键环节薄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产品少,关键设备、关键部件、关键原材料仍然高度依赖进口。正是这种结构性缺陷,使得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低下、附加值低、贸易条件恶化,并带来比较突出的能源资源环境问题,呈现难以为继的态势。解决我国产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就是首先要改变过度偏重加工制造并处于价值链低端,以及由此带来的产能过剩、过度竞争和对能源、资源、环境沉重压力的状况,因此,一方面,应通过提高研发、设计和加工制造水平,强化加工制造环节的核心竞争能力;另一方面,着力向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品牌和专业化服务等价值链两端的关键环节延伸,促进向产业链高端发展,增加在全球产业链中高附加值产品和环节的比重。
2.促进由以价格竞争为主向以非价格竞争为主的转变。从全球来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装备的现代化,出现了柔性生产、及时生产、敏捷生产体制,使得按个性化定制成为可能,产品的竞争也更多地由过去的价格和品质竞争,转向价格、品质、个性化、响应速度和服务的竞争。我国目前绝大多数还主要依靠价格竞争。虽然对单个企业而言,采取什么样的竞争战略,这是微观问题。但如果绝大多数企业都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并带来能源资源环境问题,那就演变为需要借助国家战略和相关体制与政策进行调整的宏观问题。这是因为竞争战略与发展方式和技术进步方向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果竞争战略定位于追求低成本、低价格,那么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将沿着按规模化、标准化的路径,靠大规模的自动化设备更新来实现;在政策上,也将产生不断降低资源要素价格的诉求。如果竞争战略立足于差异性、个性化的需求,则需要靠研发、设计、市场调研、响应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