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重大任务，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必然要求。
一、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等四个重大是非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这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
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马克思主义就是敌视、攻击、背弃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社会思潮。在我国，虽然这些思潮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却力图诱使我们改旗易帜，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从出现的时机来说，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的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苏东剧变解体后进入低谷，鼓吹时代变了，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有的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暂时困难，鼓吹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有的则利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机，推出资本主义的方案冒充社会主义。从其具体内容来说，则是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中国的改革发展也要以此为准则，并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宣扬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全面私有化，主张实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俄罗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造成的灾难等，清楚地说明要是按照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去推进“改革”，必将使我国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倡导指导思想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却又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狂妄叫嚷“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原苏东国家剧变解体的惨痛教训说明，要是把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引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只能导致复辟倒退。历史虚无主义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贬低传统、歪曲历史，把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描绘成漆黑一团，认为革命只能起破坏性作用而没有建设性意义，为此而鼓吹“告别革命”，并把“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看作误入歧途，同时又以客观评价为名，美化反动统治者、侵略者和汉奸，企图借否定历史来达到否定现实的目的。除此之外，在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还有以“非中心”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非本质”去否定历史规律、否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后现代主义”；把矛头指向近代以来的启蒙与革命，妄图把儒教意识形态化，以儒教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保守主义”；等等。十分明显，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要是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在人们心目中颠倒黑白、混淆视听，造成精神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就会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一部分人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情绪。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同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划清界限。
怎样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在深刻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面对人们思想观念多样、多元、多变的新情况，怎样才能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呢？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中贯穿以下三条基本原则：
一是必须从基本原理所构成的体系上去把握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肢解和割裂开来，或把它的一些个别论断绝对化与神圣化。早在1916年，列宁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它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它们的个别论断明确地区分开来的原则。在我们致力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时，邓小平所确立的这一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历史上，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惯用手法，就是歪曲、肢解和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摘取和曲解其中的片言只语，去代替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精神。当前，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靠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的政策中的个别词句来鱼目混珠的。
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说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贯穿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中去。恩格斯曾经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列宁则指出，要是忽视了恩格斯所强调的这个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化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所以，毛泽东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邓小平则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所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勇于突破前人囿于历史条件的个别论断，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不适合变化了的新情况的判断和结论，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创造新的理论。这条原则对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从伯恩施坦以来，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一直以世界发生了变化为借口，把马克思主义说成“过时了”、“不起作用了”而加以否定，为了同它划清界限，揭露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显然是必要的，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此去揭穿反马克思主义掩盖在“世界发生了变化”的幌子下的真面目，则是同样重要、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它能使人们认识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来就是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去不断探索和解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新问题，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才能既坚持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反之，借口什么世界发生了变化而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这只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空想。
三是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使我们党和国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但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同各国的具体情况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为此，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论断。他强调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707页）邓小平也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91页）党的十五大指出了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的基本原则和具体途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3页）党的十七大进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确立为我国改革开放十条宝贵经验中的首要经验，并指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9页）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这条原则，对于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自我推销的时候，往往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借口。因而当我们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地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地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时候，我们也就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的灿烂的真理光芒，粉碎了反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与诡辩，从而也同它彻底划清了界限。
二、划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伴随着改革的推进，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打着改革的旗号，鼓吹私有化；另一种是打着反对“私有化”的旗号，主张实行单一公有制。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这是极富针对性和指导性的科学论断。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经过长期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进行过艰辛的探索，既经历过重大的挫折，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建国之初，中央政府颁布的《共同纲领》就规定，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从1953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实行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盛行“对立论”，认为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与公有制经济水火不相容。在“对立论”影响下，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抑制了各种积极性，减少了生产力的增长点，使整个社会经济死气沉沉、缺乏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先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有益补充论”、“重要组成论”和“共同发展论”等正确方针，使非公有制经济得以高速发展。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固定下来。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又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样，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阐述，由“必要补充”到“基本方针”，由“基本方针”明确为“基本经济制度”，进而强调要“两个毫不动摇”和“两个平等”（即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进一步表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的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本质特征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由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及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在中国行不通
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必须对两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一是中国为什么必须搞公有制，而不能搞私有化？二是中国为什么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而不能实行单一公有制？
回答第一个问题，还得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说起。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马、恩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的矛盾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个科学结论，即社会主义制度在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在取代封建主义制度后，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永远无法解决。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建立的政党，从不讳言自己的最高目标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然遵循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事实也的确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此，公有制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可见，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只要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会搞公有制。如果取消了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承认公有制，与承认科学社会主义，与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中国绝不能搞私有化。
既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那么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搞单一公有制，反而要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在物质生产中采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并不是人们主观的选择，而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发展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水平来说，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使得我国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资本主义时期就完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公有制经济将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但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应当看到，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呈现出“四世同堂”的生产力格局，既有原始生产力、手工生产力，也有机器生产力和现代生产力。很显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单一公有制与这种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是不相适应的，落后的、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客观上要求有多种所有制经济与之相适应。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凭借其灵活性强、适应面宽的比较优势，在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扩大内需、解决就业、利用各种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党也是在付出了沉痛代价后才获得这些真理性的认识的。事实证明，单一公有制在我国没有出路，只有放开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充分认识“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要害和本质
“私有化”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关系中起主导作用。而“以公有制为主体”是指公有资产在社会主义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二者有着严格的区别。
“私有化”的鼓吹者从西方经济学那里搬来了“经济人”假设，鼓吹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违反了人的自私本性，注定要失败。因此，改革必须按照人的自私本性，实行私有化。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翻版。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理论体系。其中的观点，就是主张私有化，全面否定公有制，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具有很强的阶级性，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全世界的国家都实行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永恒化，“历史到此终结”。可见，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可是，国内的一些人却把它当作不变的“公理”而顶礼膜拜，他们将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异化，忽视甚至放弃公有制经济，只重视非公有制经济，阉割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内在联系及其最本质的内涵。同时又把“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演变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不“引导”。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被动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会被异化，自然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的根基。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和实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大规模私有化使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急剧倒退，大部分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有资料表明，乌克兰在推行私有化改革的10年中，国民经济倒退60%。私有化给这些国家带来的不是遍地黄金，而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动乱。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那一套办法，后果将不堪设想。
“单一公有制”又怎样呢？“单一公有制”在坚持公有制时完全排斥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必要性，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类型的生产”，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这两种不同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只能是“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等等。这看似很“马克思主义”，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实行这样的经济制度，必然会扭转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导致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和后退，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再次陷入贫穷落后境地，最终丧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良好机遇。
可见，无论是“私有化”还是“单一公有制”都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并且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界限
当今世界，由于各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主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制度。划清两种不同民主制度的界限，有利于我们明辨是非，保持头脑清醒、政治坚定，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世界上不存在脱离经济基础的抽象民主
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民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脱离经济基础的抽象民主。经济基础又是以所有制形式为主要内容，所有制形式分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和私有制形式。建立在不同所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在民主实现程度上有着根本的界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它保证了每个公民对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样，就确保了在社会主义民主中任何人都不能以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优势剥夺其他人的权利，人们真正实现了权利上的平等。当然，人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不同群体也有不同的利益，而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使全体人民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这为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解决不同利益矛盾创造了前提，能够使社会主义民主在实现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既能保证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和形成，又能保证各种不同的意志与社会共同意志协调一致。
西方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经济基础，资产阶级掌握大量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或者一无所有，或者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资本的多少和财产的多寡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占有较多经济资源和财富的资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掌握公共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资产阶级民主成了以金钱为基础的“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运作过程不过是掌握巨大财富和金钱的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把商品交换原则运用于政治生活，形成了政治权利和政治过程表明上的平等。但由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占有生产资料，缺少金钱支持，也就难以进入资产阶级的管理机构，根本左右不了政治运作过程和结果。所以，资本主义民主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是资产阶级利益分配的“遮羞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理论基石不同
中西方民主在理论基石上有着明显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以人民民主理论为基石，西方民主则是以天赋人权学说为基石。这种理论基石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西方民主的实现程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人民民主理论基石之上的新型民主。人民民主，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制度。但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总是同一定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相联系的。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石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鲜明的优越性，但由于我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又缺乏民主法制传统，加上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的时间还不够长，人民民主的具体制度和形式还不够完善，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还受到各种因素限制。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愈是发展，人民群众享有的民主权利也就愈多。
发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天赋人权学说，是西方民主的理论基石。天赋人权学说认为，人类社会曾经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是自由和平等。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屈服于宗教神权和封建专制，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所以，宗教神权和封建特权是不合理的。天赋人权学说以人权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用人的理性和尊严对封建专制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又以天赋人权学说为基石，建构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纲领都体现了天赋人权的基本精神。但是在资产阶级实践民主的过程中，却暴露了天赋人权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由于阶级的存在，天赋人权成了保护资产阶级的特权，所谓的自由和平等，不过是资本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广大劳动人民只有自由出卖劳动力和平等地受资本家剥削的权利。所以，天赋人权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广大劳动人民不可能享有普遍的政治权利。同时，天赋人权学说把抽象的人性、理性作为权利的根源，把人权观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力，从根本上抹杀了人权的阶级性、历史性和社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民”的范围不同
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的统治。无论是社会主义民主或是资本主义民主都强调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但两种不同阶级性质民主中的“民”的范围不同，存在着迥异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享有的民主，是广泛的、真实的民主，而资本主义民主主要是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是狭隘的、虚伪的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享有的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上升为统治阶级，成了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人，只有极少数人是专政的对象。同时，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也为充分实现这一政治形式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保障。广大人民以其平等的政治权利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参与政治生活，以实现自己的各种利益要求。在中国，广大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能够保障广大人民享有广泛、真实的政治权利。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得到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不断丰富、民主渠道不断拓宽，广大人民群众将不断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享有越来越多的民主权利。
西方民主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少数人享有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相对封建专制来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就其阶级性质来说，资本主义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是少数人享有的民主。资产阶级凭借其掌握的财产资源、政治组织和大众传媒，对政治运作起着决定作用，而广大人民却难以享有真实的民主权利。比如，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各政党交替上台、轮流执政，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热闹、非常民主。但实际上哪个政党背后，都有一定财团的支持，哪个政党上台，都不会违背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都不会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再比如，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虽然议员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但人民只是在选举时期才行使投票的一点权利，在多数时间人民的权利处于休眠期。在政党制度形成之后，议会沦为政党竞争和分肥的场所，成了多数政党操控的工具。政党基本上垄断了议员的提名权，如果没有政党的支持，个人很难在竞选中胜出。
划清两种民主界限并非意味着排斥借鉴“他山之石”
世界各国历史和现实表明，任何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都是由本国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且与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相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民主在经济基础、理论基石、阶级实质等方面明显不同。但这两种民主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民主优秀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尽善尽美，西方民主也不是一无是处。强调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西方民主的界限，是为了明辨是非，有力抵制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坚定地走适合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并非要回到封闭、人治的老路上去。应当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仍有不完善和不成熟的地方，西方民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先进的管理理念、方式和手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四、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深刻把握十七届四中全会这一精神的战略意义、理论蕴含和实践要求，是有效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课题。
（一）
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其战略意义在于更加牢固地确立当代中国的核心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维护文化安全，确保我们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顺利推进。
改革开放迅速地推进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也催化着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多样化的态势。在这一进程和态势中，既有作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壮大，又有不容忽视的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沉渣泛起，以及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乘隙而入；既有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所激励与感召的英雄楷模的层出不穷，又有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所俘获与侵蚀的丧志变节者的出现。历史的发展反复地证明着一个道理，社会改革越是深入，越需要鲜明地张扬引导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的思想和精神旗帜。在当下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我们只有更加鲜明而牢固地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鲜明而牢固地确立社会主义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态中的主导地位，才能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奏响华彩乐章，也才能使改革开放获得先进文化的有力引导。
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的激荡，不同国度对文化发展的战略推进，正演绎着当今世界“文化战国”的活剧。在这个全球思想文化交流日频、交融日深、交锋日烈的时代，我们要有效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并进而彰显自身的文化力量，根本基点在于确立我们文化的先进性以及先进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没有文化的先进性，我们将无法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没有先进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主导性，我们将无法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无法构建多样文化的和谐发展、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更无法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文化权益和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由此，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是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明辨先进与落后，以先进性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所必须。
我们党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考验，时代要求我们党要始终成为先进文化前进的代表者。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和严峻，我们党要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关键之一就是要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始终是先进文化前进的代表者、创造者和实践者。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正是在严峻的考验面前要求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筑牢思想防线，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这是我们党保证自己始终成为先进文化代表者的重要举措之一。
（二）
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其理论实质在于深刻把握判断文化先进与否的基本尺度，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准确昭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判断一种文化先进与否，必须坚持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坚持历史的尺度判断文化先进与否，就是要把作为评判对象的文化置于相应的历史条件之下，依据与这种文化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确定作为评判对象的文化是什么历史阶段上的、什么性质的文化，看这种文化是否站在时代的前列，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凡是站在时代前列、符合历史潮流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反之，则是落后文化。坚持价值的尺度判断文化先进与否，就是要看作为评判对象的文化对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起怎样的作用以及这种文化反映了谁的利益，为谁服务。从文化对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所起作用的角度而言，先进文化反映、维护先进的经济、政治关系，落后文化反映、维护落后的经济、政治关系。判别一种经济、政治关系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归根到底是要看这种经济、政治关系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求的文化，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文化政策。从文化所反映、维护的利益主体的角度而言，对文化进行价值评价，主要是看这一文化反映的是哪些人的利益、需要，是为谁服务的，反映先进阶级的利益、为先进阶级服务的文化，就是先进的文化。概括而言，只有在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中，我们才能准确判断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落后和腐朽的文化。一切先进文化，都必然是站在时代前列、合乎历史潮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文化。
正是在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中，社会主义文化彰显出其他文化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尽管在一些具体的文化内容上，社会主义文化较之于资本主义文化还有差距，但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在当今世界，只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反映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真正处于时代前列、代表历史发展潮流、反映最先进阶级根本利益的文化。因此，当今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不是封建主义文化，也不是资本主义文化，更不是封建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中已经被历史证明为腐朽、落后的部分，而是社会主义文化。这种基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既是我们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认识前提，又是我们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要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所谓民族的，在于这种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当前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产物，它所代表和维护的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谓科学的，在于这种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所谓大众的，在于这种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人民大众，发展源泉是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这种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所谓面向现代化，在于这种文化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所谓面向世界，在于这种文化努力立足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所谓面向未来，在于这种文化始终高扬与时俱进精神，永葆创新创造活力，指向未来，指向发展。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没有别的文化能够使我们国家的文化国力得到迅速提升，使国家的文化安全得到有效维护，使人民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使人民的精神风貌昂扬向上。
（三）
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一与多、拒与纳、破与立等一系列重要关系。
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在文化发展中，我们既要尊重多样，又要确立主导。多样是文化存在、发展和繁荣的本态。尊重多样，即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但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这是推进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但是，在文化与价值领域确立主导性、核心性的内容，是任何国家在推进文化发展中都密切关注的重大课题。美国学者享廷顿就曾不惜笔墨大谈美国的文化核心，并断言“不被美国信念所涵盖的政治理念和信仰只能处在美国社会和美国意识的边缘”，赞同“没有一些意识形态，只有一种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宿命”（[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失衡的承诺》，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9页）。我们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既是有效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在社会文化发展中主导地位的需要，又是为了在分清先进与落后界限的基础上，在先进文化的层面上尊重各种文化，促进文化在百花齐放中繁荣，在和谐中发展。
正确处理拒与纳的关系。继承与借鉴是文化发展中永恒的议题。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无法割断其历史联系，都是在相应的历史起点上前行；同时，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也是文化活力的重要来源。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推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形成过现在看来已经腐朽与落后的思想文化内容，但在当时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科学地汲纳其中的优秀文明成果，是我们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99页）因此,我们在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界限的同时，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弄清资产阶级文化创造中哪些是至今仍然值得吸收与借鉴的优秀文明成果，在坚决摒除糟粕的同时撷取精华。
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需要我们弄清楚哪些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各有哪些表现，并努力地讲清楚这些腐朽思想文化的现实危害，消除这些腐朽思想文化得以滋生发育的现实土壤。同时，更需要我们在此基础上，加大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建设力度，使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主旋律。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有力的主导性因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才会日趋消亡。为此，我们应当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以提高民族整体素质为宗旨优化国民教育，构建覆盖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深更广地融入百姓中。
